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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县衙门口那些“抬出去杖五十”的桥段，如果真发生，那县令本人就等着被参一本“擅动刑杖，滥刑伤民”。
拷问、上刑必须报告上级，不能随意“逼供”。中国古代律法中虽有“刑讯逼供”传统，但其使用也非无度滥施。尤其到了唐宋之后，许多朝代开始明令禁止“私刑逼供”，拷问必须“列状申报”、有“县令或府尹”签字盖印，还须派员“监刑”防止致死。
例如《宋刑统》中明确：“刑讯必录人证三口，不能独断。”意思是，不能光凭主审官的“口供推断”，必须有第三方见证。
而《清律》中更有规定：严禁逼供致死，否则“官判同罪”。也就是说，如果你逼供过程中把人整死了，不但不是“尽忠职守”，而是“谋杀嫌犯”，官员本人要顶上命案责任。
小说中动辄就是“打到他招为止”，现实中这么做，官帽可能立刻不保，轻则削职，重则砍头。
有些作品会写“县衙断案，强盗当场斩首示众”。可问题是：这种“当街问斩”在和平时期属严重违法，称作“擅决”，往往会被追责。
只有在少数战乱、剿匪、叛乱中，中央可下发“便宜行事诏”，授权督抚或节度使可“就地正法”。例如明朝对倭寇、清代对土匪，就曾临时下放此类权力，但也规定“斩后十日内报备刑部”。
一旦无诏擅斩，即便罪犯再恶，也属于“以下犯上”，官员本人轻则罢黜，重则处刑。明朝就有知府胡宗宪，因擅杀犯人而被弹劾，虽战功显赫，仍被削职为民。
女犯、未成年犯、老弱病残须“缓刑照顾”。古代律法并非冷酷无情，而是有一整套关于特殊人群的“缓刑制度”。其中包括：
怀孕妇女不得施刑，须产后三年执行；
70岁以上老人不得施杖刑、重囚刑；
15岁以下犯人不可处死，须“教而缓之”；
疯癫、失语、重病者不得审讯与施刑。
《唐律疏议》甚至规定：“凡妇受刑，其衣不剥，其体不得裸。”这说明，对女性施刑也有礼仪与限制，不得羞辱人格。
小说中所谓“女犯被当街剥衣打板子”“孕妇遭刑死狱中”，若属常态，那执法官已属十恶不赦，难逃律责。
锦衣卫、东厂也不是无限打杀的“爽文机器”。很多小说里的“锦衣卫”、“东厂”都被描绘成“想杀谁杀谁”、“无人管束”的暗黑暴力机构。确实，它们有特殊审讯权，但也要遵循流程。
例如东厂逮人需有票拟，逮捕高官需“先禀报上司”；锦衣卫提审犯人，三日内要报兵部备查，若擅杀人，同样要交廷杖审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