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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张籍：从穷书生到“张水部”(第1/2页)
贞元年间的长安，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城墙根下冻得缩脖子的人里，总有个穿得单薄、怀里揣着卷旧诗稿的年轻人，走路时眼睛老盯着地面——不是怕摔跤，是想捡点别人掉的碎银子，或是看看有没有没人要的枯柴，好回去生火取暖。
这年轻人就是张籍，那会儿还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从和州来的穷书生，天天泡在长安的书坊里，连杯最便宜的茶都舍不得点。
穷小子的“十年同窗”：和王建一起啃冷馍的日子
张籍的苦，打小就开始了。老家和州（现在安徽和县）不是什么富贵地儿，他爹娘走得早，没留下啥家产，年纪轻轻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那会儿读书人想出头，就一条路：考科举。科举不是光会背书就行，得去长安，得见名师，得混圈子——这些都得花钱。
张籍没钱，揣着几件旧衣服，一路蹭车、步行，好不容易摸到了长安周边的一个学馆。就在这儿，他遇上了王建——后来写“王建五题”、和他并称“张王乐府”的好兄弟。
这俩小伙子，简直是“难兄难弟”的代名词。学馆里管饭，但只给稀粥和冷馍，菜是没有的，偶尔能就着点盐粒就算改善伙食。
冬天学馆的窗户漏风，两人冻得手都握不住笔，就挤在一张床上，裹着两床打补丁的被子，你念一句《论语》，我接一句《孟子》，就这么熬了十年。
有人问他们：“天天啃冷馍，冻得哆哆嗦嗦，图啥呀？”张籍当时没说话，手里的诗稿攥得更紧了。后来他写给王建的诗里提过这事儿：
“忆昔君初纳彩时，不言身属辽阳戍。
早知今日当别离，成君家计良为谁？”
别看是后来写的，那股子年轻时一起熬苦日子的热乎劲儿，隔着纸都能感觉到。
那十年，他们不是没动摇过。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王建冻得咳了半个月，差点咳出肺来，跟张籍说：“要不咱回老家种地吧，至少能吃饱饭。”张籍沉默了半天，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硬的馍，掰给王建一半：“再等等，听说孟郊先生最近在长安，咱要是能让他看看咱的诗，说不定就有机会了。”
这一等，就等到了贞元十四年（798年）。
遇见韩愈：穷书生的“救命稻草”
孟郊那会儿有点名气了，就是后来写“慈母手中线”的那位，他也是苦过来的，知道寒士的难处。有人把张籍的诗拿给孟郊看，孟郊读了两句“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就拍了桌子：“这小伙子有东西！”
没过几天，孟郊就把张籍叫到了自己的小破屋。一见面，孟郊就瞅着张籍那身洗得发白的衣服，还有冻得通红的耳朵，叹了口气：“你这日子，比我当年还难。”张籍低着头，把新写的几首诗递过去，手还在微微发抖——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孟郊翻着诗稿，越看越点头，最后抬头说：“这样，我带你去见个人，他要是能帮你，你这科举就有戏了。”
这人就是韩愈。
那会儿韩愈已经是长安城里的“文坛大佬”了，不仅文章写得好，还特别爱提携后辈，人称“韩昌黎门下”。张籍跟着孟郊去见韩愈的时候，心里直打鼓，连头都不敢抬。倒是韩愈挺随和，接过他的诗稿，坐在那儿慢慢读，没说话。
张籍站在旁边，汗都快把衣服湿透了。过了好一会儿，韩愈才放下诗稿，看着他说：“你这诗里有股子劲儿，不是那种只会掉书袋的酸秀才，是真见过苦日子，心里有东西的。”
就这一句话，把张籍的眼泪差点说下来。
从那以后，韩愈就把张籍当成了自己人。不仅教他怎么写文章、怎么应对科举，还经常把他叫到家里吃饭——韩愈家也不算富裕，但至少能让张籍吃上顿热乎的。有一次张籍得了风寒，躺在出租屋里没人管，韩愈知道了，亲自提着药过来，还帮他请了大夫，临走时留下了一串铜钱：“好好养病，别耽误了读书。”
张籍后来在诗里写韩愈：“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之服儒素，恬淡无所营。”字里行间全是感激——要是没韩愈，他这穷书生，说不定早就冻饿死于长安街头了。
贞元十五年（799年），科举放榜那天，张籍挤在人群里，眼睛都看直了——榜单上，“张籍”两个字赫然在列！
他当场就哭了，不是喜极而泣，是觉得这些年的苦，终于没白熬。他第一时间就跑去找韩愈，磕了个头，说：“先生，我中了！”韩愈笑着把他扶起来：“好，好，以后好好做事，别辜负了自己。”
张籍没想到，中了进士，是另一段苦日子的开始。
“穷瞎张太祝”：十年贫病，差点把眼睛熬瞎
中了进士，按说该有官做了吧？可那会儿唐朝的官编制紧张，尤其是像张籍这样没背景的寒士，就算中了进士，也得等着“补阙”——就是等有空缺了才能上任。张籍等啊等，没等来官位，先等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古代讲究“丁忧”，母亲去世，不管啥官，都得回家守孝三年。张籍收拾行李，又从长安走回和州，一路上没钱雇车，全靠两条腿，走了一个多月。到家后，家里更是一贫如洗，连给母亲办丧事的钱都是街坊邻居凑的。
守孝三年，张籍没敢闲着，一边种地糊口，一边接着写诗。直到806年，也就是唐宪宗元和元年，他才终于等到了一个官职：太常寺太祝。
你别听“太祝”这名字挺好听，其实就是个从九品的小官——唐朝官制分九品，从九品是最低级的，比芝麻官还小。太常寺管的是祭祀礼仪，太祝的活儿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帮忙摆祭品、读祝文，没权没势，俸禄还少得可怜。
张籍拿着这点俸禄，在长安租了个小破屋，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更倒霉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苦日子熬坏了身体，他的眼睛开始出问题——先是看东西模糊，后来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写着诗，笔就跑偏了，字都叠在一起。
他没钱看大夫，自己找点草药煮水喝，效果可想而知。有一次韩愈来看他，一进门就看见张籍凑在蜡烛跟前，眼睛离纸只有几寸远，还在那儿一笔一划地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是哭，是眼睛疼得受不了。
韩愈心疼得不行，赶紧给他找了个好大夫，开了药，可张籍的眼睛还是没好利索，时好时坏，最后落下个“半盲”的毛病。长安城里的人私下里都叫他“穷瞎张太祝”，有的是同情，有的是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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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倒是不怎么在乎别人怎么叫他。有朋友劝他：“要不你跟韩先生说说，让他帮你换个轻松点的官，至少能多挣点钱看病。”张籍摇摇头：“韩先生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不能再麻烦他。再说，这太祝的活儿虽然小，但也是正经差事，我干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就这么着，他在“穷瞎张太祝”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他穷得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眼睛疼得整夜睡不着，但从来没放弃过写诗。他的诗里全是老百姓的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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