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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进入了诛心的领域：不是把你删掉，而是把你写成“另一种你”。你本来是反抗者，被写成野心家；你本来是清官，被写成伪善者。此时你虽“活”在书中，却已死于诠释。
历史记忆是一场关于“解释权”的战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不是事实罗列，而是话语建构。
诛心就是通过话语结构，重新编织对某个历史行为的意义解释，把“动机”涂改掉，把“身份”置换掉。
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忆，是由叙述权威制造的。官方话语、学术机构、教育系统与舆论工具，共同编织了一套“看似真实”的历史网络。
这种网络不是为了还原真相，而是为了服务政权的合法性。于是，诛心成为官方解释的“神圣法器”，它通过话术、价值判定和标签嵌套，把一个原本复杂的人、复杂的事件，定性为“敌人”、“叛徒”、“罪人”。
这不是理性推理，而是结构性抹黑，是系统性定位。
真正的历史，从不止一个版本。但权力需要的是“唯一历史”。
多元历史是危险的，它意味着质疑、挑战与合法性的漂移。因此，杀人负责去除“噪音”，诛心负责统一“信号”。
这个世界的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叙述生态”的重新洗牌。旧故事不能再流传，新故事必须迅速补位。就像删档重开，历史要“格式化”。
于是我们看到：史书的重写，纪念体系的重构，舆论风向的扭转，全部服务于“主旋律”的垄断。
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模糊性都被视作敌人。复杂的人被简化成坏蛋，多义的行为被解读为背叛，一切灰度都要消除。不是为了追求清晰，而是为了方便动员、方便治理。
一个政权如何才能让人民接受历史的重构？不是靠逻辑，而是靠情绪。
杀人能清除干扰项，但真正建立叙述支配的，是“情绪主导型宣传结构”。也就是说，诛心不是逻辑辩论，而是感官引导。让人们对某人天然厌恶，对某事天然信任，这种情绪反应一旦建立，再也无法理性回头。
诛心从来不讲证据，而讲“情感代入”。例如，不说你“做错事”，而说你“心术不正”；不说你有缺陷，而说你“狼子野心”。
历史一旦被情绪化处理，评判标准就从“是否真实”变成了“是否痛恨”。你在集体心目中的印象一旦形成，即使日后再揭示真相，也难以翻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