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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小规模的沟渠维修，亦需众人集资、集力而为，很多地方甚至设有“水利互助会”“灌渠合作社”，统一筹资。
谁先用水、谁用多少、上下游怎么分配，是历代乡村社会冲突频发的焦点。随便动水利，不仅会得罪邻村，往往引发群体械斗。
明清档案中，“因水而斗”“夺水成讼”的案例比比皆是：
乾隆三十六年，安徽怀宁一村私改灌渠走向，被邻村放火烧渠，引发乡斗；
嘉靖四十五年，湖广民间开堰蓄水，被下游告发“恶意占水”，主事者充军；
宋代《宋刑统》中规定：“私夺河渠水利，毁人水道者，杖六十以上。”
水利不只是工程，更是关系千家万户生计的权益博弈。你擅自修渠通水，就是在引火烧身。
中国古代洪水频发，黄河决口、长江泛滥、淮河倒灌几乎是每朝必灾。国家高度重视水利安全，特别防范民间私自筑堤、堰水、拦坝，以免引发流域灾害。
明代有“拆堤条例”，专门列出哪些堤坝、拦水装置必须由官府审批并建档；清代曾因一处乡村私自抬高闸门蓄水，导致上游水漫千亩，地方官被革职查办。
国家必须统一调度河道、水闸、堤坝，兼顾灌溉、航运、城市防洪、军事交通等多重用途，怎么可能放任民间随意动手？
少数民间水利项目能成功，几乎无一不是依附官方系统或背靠庞大组织。
比如：
宋代的“社渠”由乡约集资、县官批准，设“水司”管理；
明代的“寺渠”靠寺庙土地与香火钱出资，借僧人号召力组织人力；
清代的“义渠”多由会馆主持，广纳本地士绅与客籍商人共同修建。
这类水利并不“民间自由搞起”，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宗教或经济网络与官方形成合力，才得以推动。
水利一旦修建，势必改变原有地块灌溉格局，涉及到“谁能得利”“谁得付出”“谁须让地”“是否减税”等复杂事务。这些不但关系邻里关系，还与官方赋税制度直接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