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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配户当差”制度：世袭户籍下的社会枷锁
一、制度背景与核心设计：洪武治国的秩序重构
1. 战乱废墟上的统治需求
元朝末年，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使全国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丁仅约1600万，较元初减少近70%，北方多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民者，国之本也”，为快速恢复农耕经济、保障兵源与赋役，亟需一套将人口固化于特定职业的管理体系。其制度构想既继承了元朝“诸色户计”的世袭逻辑（如军户、匠户的分类），又强化了“以籍定役”的强制力——元朝户籍尚可通过“投下户”等形式变动，而明朝则以《大明律》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将户籍世袭上升为国家法律。
2. “配户当差”的制度骨架
- 分类逻辑：以职业为核心，将户籍分为三大层级：
- 核心役户：军户（军事）、匠户（手工业）、民户（农耕）、灶户（制盐），承担国家最基础的劳役需求；
- 专业役户：儒户（科举预备）、医户（医疗）、阴阳户（风水历法），服务于官僚体系与社会管理；
- 特殊役户：乐户（乐舞）、丐户（贱籍），从事被视为“卑贱”的职业，户籍世代不得变更。
- 管理工具：与“黄册制度”深度绑定。洪武十四年（1381年）推行的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详细登记人户“丁口、田宅、资产”，并在封皮标注户种（如“军户”“匠户”），成为“配户当差”的执行依据。地方官府按黄册强制征调劳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明史·食货志》）。
二、典型户种的运作机制：从职业绑定到生存困境
1. 军户：被土地与兵役双重捆绑的“国家农奴”
（1）军事-农耕的双重负担
明朝军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5%，总数超200万户。其管理实行“卫所制”，全国设17个都司、329个卫，军户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原则，平时50%以上精力用于耕种军屯土地，所产粮食除自给外，需向卫所缴纳“子粒”（军粮），每亩定额0.3-0.5石，远超民户田赋（平均每亩0.1石）。遇战事时，卫所按“正丁”征调，如永乐年间北征蒙古，每次征调军户达数十万，“父子兄弟相继死于兵戈”（《明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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