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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上海，鲁迅先生被国字号当局的特务紧紧盯住。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言辞，似乎都在敌特的监视之下，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鲁迅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思想，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
在繁华的上海，鲁迅与其他文化知名人士的活动一直备受关注。徐恩曾和戴笠终于截获了有关鲁迅与胡底、郭沫若、袁殊等共谋成立“文总”的情报，迅速展开了针对鲁迅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的追捕。而王至诚和胡底等是他们追捕的重要骨干。
文总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文化抗争为起点的革命文化团体的诞生，王至诚从龙华监狱被李苦禅保释出狱后，很快参与“文总”和“文联”、“美联”的工作。
1930年4月，胡底因战斗需要离开上海，临别前，王至诚突然接到靖尧情报，前往车站与胡底送行。
原来胡底获取有关“张学良东北军”的情报工作，借助国字号特务机关的证件与活动经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地下工作，建立起一套名义上归国字号，实际上却为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此时的胡底，像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间谍，利用特殊身份为革命事业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核心机密，比如蒋司令即将对中央苏区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计划。
临别时，王至诚紧握着胡底的手：“胡兄，过些日子我回奉天，希望在奉天相见。”
胡底感动地热泪盈眶，拍着王至诚的手说：“在上海遇上困难，可以找李克农，多保重。”
胡底离开上海不久，李克农被调至中央特科工作，迅速与顾顺章取得联系，尽快通过安娥与陈赓了解国字号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动向。李克农小组通过有计划的情报传递，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国字号的动态，极大减少了损失，并保护了文化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这一年，以上海为中心，思想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王学文、潘文郁等作为“新思潮”派的代表，在共字号的影响下，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经济理论文章。他们提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阐述了当时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割建经济特征，迅速引发了李达、刘梦云等人的广泛响应。然而，以严灵峰和任曙为代表的“动力”派则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力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结果遭到了潘文郁和王学文的强烈批判。鲁迅先生以“左联”为阵地，始终站在革命文学的最前沿鼓与呼！
王至诚等基层文化工作者，深知这种风头太盛会引来国字号反动派的注意，果断将中央特科靖尧传递的情报，想办法让鲁迅先生知道。鲁迅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更换住所，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某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刻，鲁迅带着他的妻子许广平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周海婴，从景云里匆忙迁出，迁往拉摩斯公寓A三楼四号。这次搬家异常神秘，鲁迅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拉摩斯公寓是由英国人拉摩于1928年建造的，当时是上海着名的高级住宅，四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给人以安全感。然而，鲁迅的内心却是波云诡谲，他在苦难与抗争中挣扎着，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危险。
冯雪峰，鲁迅的得意门生与良友，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鲁迅身边。他深知鲁迅的处境，因此也随即搬到了鲁迅家隔壁的地下室，成为他在这段艰难时光里的支持者。冯雪峰与鲁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师生关系，他们在文学与思想的探索中，携手并进，度过了许多值得珍视的岁月。
一天，张景城拉着一辆黄包车来到了拉摩斯公寓。王至诚也随之而来，敲响了鲁迅家的隔壁。隔壁的夫人警觉地看了看王至诚和他的书画包，随后说道：“找到这里的，都是冯先生的朋友，不久前，有一位漂亮的女子刚刚进去。她想见你。”
王至诚脚踏入地下室，映入眼帘的是极其简陋的环境，光线昏暗。冯雪峰为了安全与经济，不得不选择这样的住所。在这十五平方米的小空间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狭小而拥挤，而王至诚的心中却因见到靖尧而激动不已。靖尧，王至诚的爱人，久别重逢的他们相拥而吻，彼此感受到那份久违的温暖和亲密。
“景城在外面呢。”靖尧想推开他。
王至诚调侃：“亲兄弟守护还不放心啊！”
“有两个消息：一喜一忧。”靖尧从王至诚的怀抱中走出，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
“何以喜？何以忧？”王至诚急切地问道，心中充满了期待。
靖尧微微一笑：“4月28日中日绘画展在东京上野展出，张大千、王一亭、钱瘦铁等中国艺术家顺利到达现场。王一亭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展览会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甚至超过了“五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冯雪峰、瞿秋白、王一亭等人的努力，使您创作的《兰亭序》成为本次展览中唯一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这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