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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三十八，从公元76年（丙子年）到公元84年（甲申年），一共九年。
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章帝下诏让兖州、豫州、徐州三州赈济饥民。章帝问司徒鲍昱：“怎样才能消除旱灾，恢复正常呢？”鲍昱回答说：“陛下刚刚登上皇位，即便政策有得有失，也不至于引发灾异。我之前担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刘英的案子，当时被关押的有一千多人，恐怕其中未必都罪有应得。大的案件一旦兴起，受冤枉的人往往超过半数。而且，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离，死去亲人的孤魂也无人祭祀。陛下应该让所有流放的人家都回来，解除禁锢，让他们生死都能各得其所，这样就能使天地间的和气到来。”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校书郎杨终上疏说：“近年来，向北征伐匈奴，向西开拓与三十六国的联系，百姓连年服劳役，物资转运既频繁又耗费巨大；忧愁困苦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对此留意并省察。”章帝把他的奏章下发讨论，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意见。牟融、鲍昱却认为：“孝子不应改变父亲的做法。征伐匈奴，屯守西域，这是先帝所定的策略，不应该改变。”杨终再次上疏说：“秦朝修筑长城，大兴劳役；胡亥没有变革，最终失去天下。所以汉元帝放弃珠厓郡，光武帝与西域各国断绝往来，这是因为他们不认为用蛮夷之地能替换华夏的根本。鲁文公毁掉泉台，《春秋》批评说：‘先祖建造的东西自己却毁掉，还不如不居住就行了’，因为泉台对百姓并没有妨害；鲁襄公设立三军，鲁昭公废除三军，君子赞赏他恢复旧制，认为不废除就会对百姓有害。如今伊吾的战事，楼兰的屯兵，长久没有撤回，这不符合天意啊。”章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丙寅日，章帝下诏：“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要努力劝勉百姓从事农桑。不是犯了死罪的，等到秋天再查验。有关部门要谨慎选拔人才，举荐温和善良的人，黜退贪婪狡猾的人，顺应时令，审理冤案。”当时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为政崇尚严厉苛刻，尚书处理事务，大多偏于严苛。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章帝刚即位，应该改变前代的严苛习俗，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先王为政，赏赐不过度，刑罚不滥用。如果不得已，宁可赏赐过度也不要刑罚滥用。过去断案严明，是为了以威严惩治奸恶；奸恶平定之后，就一定要用宽厚的政策来救济。陛下即位后，大致遵循这个原则，多次下诏给群臣，弘扬温和的政风，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完全奉行，仍然过于严苛。断案的人急于使用残酷的刑讯逼供，执法的人被诋毁欺诈、放纵无度的条文所困扰，有的人还借着公事谋取私利，肆意作威作福。为政就像调琴弦，大弦太紧小弦就会断掉。陛下应该弘扬先王的治国之道，清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罚来救济百姓，推广至高的德行来顺应天意。”章帝深深采纳了陈宠的建议，每件事都力求宽厚处理。
酒泉太守段彭等人的军队在柳中会合，进攻车师，攻打交河城，斩杀三千八百人，俘获三千多人。北匈奴吓得逃走，车师再次投降。这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想带兵返回；耿恭的军吏范羌，当时也在军中，坚决请求去迎接耿恭。其他将领不敢前进，于是分给他两千兵力，范羌从山北去迎接耿恭，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军队好不容易才到达。耿恭所在城中的人夜里听到兵马声，以为匈奴来了，十分惊恐。范羌远远喊道：“我是范羌啊，汉朝派兵来迎接校尉了！”城中的人都高呼万岁。打开城门，大家相拥而泣。第二天，他们就一起往回走。匈奴派兵追击，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行。官兵们一直饥饿困乏，从疏勒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死去，三月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十三人，他们衣服鞋子都破了，面容憔悴。中郎将郑众为耿恭等人安排洗澡，更换衣帽，上疏奏道：“耿恭率领少量兵力坚守孤城，抵挡匈奴数万人的进攻，长达一年多，心力交瘁，挖山打井取水，煮弓弩上的皮革为食，前后杀伤匈奴数以百计甚至上千人，最终保全了忠诚和勇敢，没有给大汉带来耻辱，应该赐予他显要的爵位，来激励其他将帅。”耿恭回到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朝廷下诏全部撤销戊校尉、己校尉以及都护等官职，并征召班超回国。班超准备启程返回，疏勒全国上下忧虑恐慌；疏勒的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我们一定会再次被龟兹灭掉，实在不忍心看到汉朝使者离开。”于是拔刀自刎。班超回到于阗，王侯及以下的人都号啕大哭，说：“我们依靠汉朝使者就像依靠父母，您真的不能走啊！”他们抱住班超的马腿，让他无法前行。班超也想实现自己原本的志向，于是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两座城投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联合起来。班超逮捕并斩杀了反叛的人，击败尉头国，杀死六百多人，疏勒再次安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