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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地区，照相是一个很奢侈的活动，当宣抚班的日伪军说要给村里人免费拍照片的时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愿意接受的。
他们排着队登记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职业等信息。等到这伙“善良”日军再次来到村里时，带来的不是一张黑白照片，而是一本盖上钢戳的《良民证》。
河野秀一要求宣抚班给民众普及规定，第一本良民证是免费发放的，但以后每隔半年更换一次，如有擦损、模糊或者遗失，持证村民须向保长或甲长报告换领、补发，补发时须缴纳3角的罚款。
最重要的是，村民无论出行还是农田干活都必须携带《良民证》，否则以通匪论处，将有杀身毁家之祸。
如此一来，日军再出动盘查身份，就可以轻松分辨谁是村民，谁是根据地的抗日分子。
日军颁发良民证是逐村开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根据地，所有干部和战士都慌了，这以后还怎么开展助农生产运动？
为了对付良民证，敌伪工作部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出主意，认为要开展对等的抵制行动，就是日军发多少良民证，组织上就没收多少，收上来的良民证一律当众焚毁，让日本人知道这里所有人都没有证，也就没法再查证了。
这个建议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可，他们说话的中气十足：“就算鬼子要惩罚，要杀人，还能把所有人都杀了不成？”
但王茂生不同意：“如果鬼子搞杀鸡儆猴那一套呢？我不希望有任何村民因为我们发起的抵制行动而丧生！”
他的建议是可以利用印刷所的机器仿造一批假证，也可以找一些群众基础好的村庄，在日军宣抚班去村里拍照片的时候安插一些干部和战士进去，借日本人的手办一批真良民证出来，这样大家都持有良民证，以后在敌占区行动反而会比较便利。
理论上讲，王茂生的意见是比较稳妥的，可是他这个建议一出口，居然被人扣上了“妥协、软弱、耻辱”的帽子。那些战工会派来的干部笑他毕竟是搞文职的，缺乏斗争经验和反抗意识。
多数成员认为接受良民证是甘当亡国奴的表现，支持开展正面抵制行动。
至于王茂生担心日本人报复村民的观点，他们想到了弥补手段：“没收各村群众的良民证，趁夜跑到日伪军据点附近，点起灯笼火把，大吵大喊地烧掉良民证，故意让敌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同时安排各村保长集体汇报我们夺走良民证当众焚烧的事实，日军现在搞宣抚收买人心，绝不至报复村民。”
另外，针对办理良民证必须有照片这个条件，他们还想到了干扰照相的行动，每当得知日军“宣抚班”来哪个村庄拍照片建档案的时候，他们就去搞破坏，通过放空枪、扔手榴弹等手段让老百姓四散而逃，日本人拍不到照片，自然也就无法制作和发放良民证了。
王茂生承认他们这些办法挺可行，不过他坚持认为，在政治斗争中，正面对抗往往并不是唯一和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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