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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的几年，是他们这辈子最安稳的日子。朋友严武帮杜甫在浣花溪边盖了座草堂，虽然简陋，却有个小院子，杨氏种了点蔬菜，养了几只鸡，每天早上起来浇花、喂鸡，晚上等杜甫回来，就能有口热菜吃。
有次天气好，杨氏坐在院子里，找了张废纸，用炭笔在上面画棋局，想跟杜甫下棋解闷；小儿子拿着根缝衣针，在石头上敲啊敲，想把针敲弯了当鱼钩，去溪边钓鱼。杜甫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暖烘烘的，写了首《江村》：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是啊，有老妻在身边，有孩子在跟前，能有口饭吃，还求什么呢？那时候的杜甫，忘了仕途的失意，忘了战乱的苦，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幸福。
杨氏知道杜甫爱写诗，每次杜甫写完，她都会凑过去看，虽然认不全字，却会问“这首诗写的啥呀”，杜甫就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她听得认真，有时候还会说“这句好，像咱们昨天吃的菜”。在杨氏眼里，杜甫的诗不是什么千古名篇，是跟她过日子的家常话。
那时候的唐代文人，大多三妻四妾，杜甫一辈子，只有杨氏一个妻子。有人跟他开玩笑：“子美啊，你现在也算有点名气了，不娶个小妾？”杜甫摇头，说“有老妻在，够了”——他知道，杨氏跟着他吃了太多苦，他不能对不起她，这辈子，就守着她一个人。
后来严武去世，杜甫没了依靠，带着杨氏离开成都，又开始了漂泊，最后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那时候杜甫已经50多岁了，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有时候咳得半夜睡不着觉。
杨氏年纪也大了，头发全白了，眼睛也花了，还是每天照顾杜甫。杜甫咳嗽，她就半夜起来熬药，守在床边，等他喝完药睡着了，才敢去歇会儿；杜甫想写诗，她就帮他磨墨，虽然墨磨得不均匀，却很认真；杜甫有时候心情不好，发脾气，她也不跟他吵，默默收拾好被他打翻的碗，再给他倒杯热水。
杜甫看着杨氏的背影，心里又酸又疼，写了首《登高》，里面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他没写的是，幸好有老妻在，不然这万里悲秋，这百年多病，他真的撑不下去。
大历五年的冬天，杜甫带着杨氏和孩子，坐着船往岳阳去。那时候杜甫已经病得很重了，躺在船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杨氏每天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跟他说以前的事——说巩县的婚礼，说长安的野菜粥，说成都的草堂，说夔州的月亮。
“等到了岳阳，咱们找个地方住下来，我再给你画棋局，让孩子去钓鱼。”杨氏笑着说，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
杜甫看着她，想抬手擦她的眼泪，可没力气，小声说：“老妻，这辈子，委屈你了……我对不起你，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杨氏摇头，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不委屈，跟你在一起，有热粥喝，有你写诗给我听，就不委屈……”
没过几天，船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附近，杜甫在船上咽了气。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杨氏的手，眼睛睁着，好像还想看她最后一眼。
杨氏没哭出声，紧紧抱着杜甫的身体，像他还活着一样。她把身上的首饰，还有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变卖了，找了块薄木板，给杜甫做了口简单的棺材，把他葬在潭州的江边。
后来，杨氏带着孩子，一路乞讨，回了洛阳。她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加上思念杜甫，没过多久，就郁郁而终了。孩子们把她葬在杜甫的墓旁边，虽然没有墓碑，却实现了他们当年没说出口的誓言——生同衾，死同穴。
杜甫一辈子写了许多首诗，写过大唐的繁华，写过战乱的疾苦，写过百姓的苦难，但写得最暖的，还是那些关于“老妻”的句子。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浪漫的誓言，只有“老妻画纸为棋局”的日常，只有“双照泪痕干”的牵挂，只有“十口隔风雪”的共苦。
他们的婚姻，没有李白与宗氏的灵魂契合，没有王维与崔氏的名门风光，却在乱世里熬出了最真的情——是你饿了，我给你煮碗热粥；你冷了，我给你披件棉袄；你病了，我给你熬药守夜；你走了，我变卖衣物也要给你入殓。
后来有人在洛阳城外，见过他们的孩子给爹娘扫墓，坟前的草每年都长得很旺，风一吹，像杨氏在跟杜甫说话，说“孩子们都长大了，咱们终于能好好在一起了”。
乱世里的苦太多，他们的爱，就像一碗热粥，一件旧棉袄，一首家常的诗，暖了杜甫一辈子，也暖了后来读诗的人
——原来最好的婚姻，不是风花雪月，是一辈子相守，一辈子共苦，一辈子把对方放在心里最软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