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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临时，我接到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电话，邀请我参与一项“校园倾听计划”的试点方案设计。该项目旨在推动中小学设立“心灵信箱”与“静听课堂”，鼓励学生以匿名方式表达情绪与困惑，并由专业教师定期回应。首批试点覆盖二十个城市，三百所学校。
我提出一个附加建议：每月最后一节课，设为“无声课”。整堂课不讲课、不提问、不讨论，只让学生写下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可以投入密封箱，也可自行带走。一个月后，我会选一些经授权的文字，制成音频短片，在校内广播播放。
第一个月结束，我们收到了两万三千多份纸条。有孩子写：“我爸妈离婚了，但他们都说是为了我好，没人问我难不难过。”
有孩子写：“我考了年级第一，可我还是觉得我不够好。”
还有一个孩子画了一幅画：一个人站在高楼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却有一只手伸下来，手里拿着一支笔。
我把这些内容剪辑成一部十分钟的短片，取名《未完成的呼救》。首播那天，全国一百多个试点学校同步播放。结束后，许多老师反馈，当天放学时，第一次有学生主动留下来，说：“老师，我能跟你说件事吗？”
秋天，我带着团队前往贵州毕节，探访一所留守儿童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山村小学。校长是个年轻姑娘，毕业于北师大，放弃了城市工作回来支教。她说：“这里的孩子不怕苦，怕的是被忘记。”
我们在学校办了一场“给远方父母的信”活动。孩子们趴在课桌上认真书写，有的边写边掉眼泪。有个十岁的女孩递给我一封信，封面写着“给爸爸”，里面却只有一个字：“爸”。
我蹲下身问她：“你怎么不多写几句呢？”
她低着头，小声说：“我忘了他的声音了。我怕写多了，他会嫌我?嗦。”
我的心猛地揪紧。
当晚，我让技术组连夜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声音明信片”。家长只需用微信扫码，就能录制一段语音，系统自动生成二维码打印在明信片上。孩子用手机扫一下，就能听见亲人的声音。
我们第一批制作了一千张，全部免费寄往偏远地区学校。一个月后，回访数据显示，87%的孩子表示“听到声音后想哭了”，63%的家长反馈“这是几年来第一次和孩子真正对话”。
最让我动容的是一位在外打工的父亲发来的消息：“我儿子扫了码，听完我说‘爸爸想你’，他抱着手机睡着了。我老婆拍了视频给我看，我哭了半宿。原来一句话，真的能暖一个人一辈子。”
冬至那天，《回声计划》第三季正式上线。第一集便是巴特尔的朗读片段，配文只有八个字：“开口很难，但值得。”
播出二十四小时内，全网播放量破亿。微博热搜挂着一条话题：#原来沉默里也有光#。无数网友自发上传自己的“未完成的信”：有写给自杀好友的道歉信，有向父母出柜却被拉黑后的独白，还有退伍军人写给战友的祭文。
一位网友留言：“我一直以为没人懂我的痛，直到看到这些信。原来我不是怪物，我只是太久了没人听我说话。”
我回复她：“你现在被听见了。”
春节前夕，我独自回到纪念馆。工程已近尾声，青石板路铺到了院心，风铃重新挂起，随风轻响。我在父亲的书桌前坐下，翻开新的笔记本，准备写下《听见沉默的人》第二部。
这时，门被轻轻推开。是李晓冉，怀里抱着一摞文件。
“广西那边来了新消息。”她说，“韦大志老师病倒了，脑梗。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让小山继续读书，还要练朗诵。’”
我沉默良久，起身说：“订票，明天就走。”
飞机上，我翻看她带来的资料。原来这些年，韦大志不仅坚持教学，还自编了一套乡土语文教材，收录当地民谣、传说与学生习作。其中有一页，是他摘录的父亲那句批注：“知识可以被剥夺，但不能被消灭。”下面是他写的注解：“此话救我性命，今传诸学子。”
抵达弄怀屯时，已是深夜。村子依旧停电，唯有医院房间亮着一盏应急灯。韦大志躺在病床上，半边身子无法动弹，可看见我进来，竟努力扯动嘴角，发出含糊的音节。
我握住他的手，轻声说：“您不用说话，我都懂。”
他点点头，眼角滑下一滴泪。
第二天，我在病房外召集全村师生，宣布成立“陈之远乡村阅读基金”，首期投入三百万元，用于改善桂北十所偏远学校的图书室与语音设备。同时，我们将把韦大志的教材整理出版，命名为《大山里的语文课》。
仪式上，韦小山站出来，面对众人，又一次背诵《荷塘月色》。这一次，他的声音坚定而清晰，每一个字都像种子落入土壤。
我望着他，忽然想起父亲日记里的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灌输，是点燃。哪怕只是一星火光，也可能照亮一代人的眼睛。”
回京后，我将这一切写入新书第一章。结尾处，我写道：
>“我们总是急于让人发声，却忘了先为他们点亮一盏灯。
>有些声音沉寂太久，并非因为不愿说，而是从未有人真正准备好去听。
>而我要做的，不是替他们说话，而是让这个世界，重新学会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