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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中私藏甲胄的世家豪门,太子命卢植以冀州刺史身份处置。
“刺”者,刺举也,检核问事,乃监察之职。
加之卢植尚有假节钺之权,二千石以下官员皆可斩之。
不过别看卢植处置这些世家豪门时颇为痛快,但一开始他是不赞成这种方法的,毕竟这种手段终究非煌煌正道,太子却认为,以非常之道行正义之事,亦是正道。
师徒二人争辩良久,各退一步,卢植同意此次暂且以这般手段处置这些贪腐蠹虫,但下不为例。
至于对这些私藏甲胄的世家豪门的处置,出乎世家豪门的意料,这一次判决所依据的竟然是《汉律》。
私藏甲胄一副者,家主弃市!
私藏甲胄逾一副者,族诛!
说起来也是可笑又可悲,明明两汉拥有完备的律法体系,但某位为进一步推行独尊儒术的大儒却推出了“引经决狱”之法,通过直接引用儒家经义来审理案件。
固然在执法中带有了些许温度,例如以“原心定罪原则”,也就是根据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善与恶。
但其与“亲亲相隐原则”、“以功覆过原则”等原则却极大地挑战律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例如邳钦若是被定贪墨之罪当处以死刑,若是“引经决狱”,便会因为其先祖乃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最重的惩罚也是赦免邳钦的死罪后上缴贪墨所得收入并上交一笔罚款,甚至可能最终没有处罚,仅仅是收回贪墨所
得。
引经决狱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在权贵横行的时代里,引经决狱完全沦为了权贵阶级肆意妄为逃脱法律的工具,对平民百姓的人情味带来的好处全然比不上破坏死法公平性和权威性后对平民百姓造成的危害。
当然,刘辩也没有觉得想推翻“引经决狱”的行为有多么高尚,因为作为封建时代的太子,他只是想将从重和从轻处置的决定权从士族手中夺回罢了。
从重或从轻,不能由士族以辨经的行事裁决,而应该以君王的意志抉择,从轻的恩赐应该由君王赐予,而非成为士族们施恩的筹码。
而在听闻太子和卢植决意依《汉律》处置后,这些世家豪门彻底陷入了惶恐之中。
不过倒也不是所有世家豪门都被处置了,还是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世家豪门完全没有涉及到谋反案中,一部分是当真清贵未曾同流合污,一部分则是只贪墨未藏甲。
但贪墨的这批世家豪门当即也将贪墨的粮食以“劳军”为名送还,并从府库中掏出了大量财帛粮草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忠诚和支持。
至于涉及谋反案的世家豪门原以为依照“引经决狱”最多不过是一人之生死,却没想到会依照《汉律》株连宗族。
至于从“天然感应”而衍生出的“秋冬行刑”制度,自“天人感应”在朝议上被否定后,自然也一并取消了。
何况谋反罪并不需要遵守“秋冬行刑”制度。
随着一颗颗脑袋被砍下,观刑的百姓们纷纷为之欢欣。
倒也并非所有世家豪门都鱼肉百姓,这些世家豪门也并非招百姓厌恶至此,然而封建时代的民众心中也未必就那么淳朴,心中也多少有着几分类似于仇富的心理,非常乐于看见人上之人的落魄和死亡。
而这些后续小事,刘辩也没有再多加关注了,抄没其家产的事情也交给了郭图去处置。
这事儿郭图早晚要习惯,就当给他练练手了。
至于刘辩,则是在城门处迎接了皇甫嵩的大军。
信都城北门外的官道上,遮天蔽日的尘烟被卷起。
刘辩身披一袭玄底赤龙锦袍,按剑立于城楼女墙前,目光灼灼望向远方。
城头旌旗猎猎作响,北风掠过铁甲缝隙的呜咽声中,忽有低沉的战鼓声从烟尘中传来,一杆玄墨镶边的赤色大汉龙旗高高耸立于烟尘之上。
“来了。”卢植轻抚长髯,金银铁甲下的脊背挺得笔直,神色肃穆。
同为中郎将,严格来说他的北中郎将比起皇甫嵩的杂号中郎将要更尊贵。
自卫霍之后,堂堂男儿也没有率领十万大军为国征战的梦想呢?
然而如今的后汉是很难组织起十万人马的,不过统帅数万良家子讨贼戡乱却也不失为良机。
只可惜,这个良机是皇甫嵩的,而不是他的。
但正因如此,他才更不愿意皇甫嵩面前落了下风!
随着卢植的话音落下,但见烟尘中渐次浮现出整齐的黑色方阵。
走在军阵最前端的乃是高顺所领的一千二百步兵校尉部重甲步卒,铁甲在冬阳下折射出森然冷光。
重甲步卒身着重甲,一手铁盾一手持刀,本就健壮沉重的身躯配装上这些沉重的装备,一千二百人每踏一步,地面便震颤三分。
其后跟随着的是六郡三河良家子,枪兵、刀兵、盾手、弓弩手俱全,军士随着代表行进之意的战鼓声一步一鼓前进,每列每行士卒间距不说精准如一却也并无杂乱之感。
短短数月,一支临时征召的良家子大军在皇甫嵩的操练下竟有了几分精锐之师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