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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拾安摆出来卖的小玩意儿不多。
木雕九个、手工香四筒、字画六幅。
要是都能按照两人刚刚估计的底价卖出去的话，少说也能赚个万把块钱的。
这些东西都是陈拾安之前在山里做的，现在每天要上课...
心理咨询室的门又一次被推开，这一次，进来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脚上是一双沾着泥点的布鞋。她站在门口，神情有些局促，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目光在房间里逡巡了一圈，最终落在陈拾安脸上。
“您……是陈老师？”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陈拾安抬起头，温和地笑了：“是的，请坐。”
女人慢慢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坐下，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她没有带包，双手空空地搁在膝盖上，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些微水泥灰。
“我叫王秀芬。”她说，“我是……林阳的妈妈。”
陈拾安点点头，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她开口。他知道，有些话，需要时间才能从心里爬出来。
王秀芬低着头，嘴唇微微哆嗦：“我听阳阳说，您这儿……能让人安心说话。我就……想来试试。”
“那就说吧。”陈拾安轻声说，“这里没人会打断你。”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积压多年的空气一口气吐出来：“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像样的事。小时候家里穷，念到初中就辍学了。后来嫁人，以为能过安稳日子，结果……他喝完酒就打人，骂孩子，砸东西。阳阳从小就倔，总替我挡，有一次胳膊都被烟头烫伤了……”
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哽住了，眼眶红了，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可我还是没走。”她低声说，“我不敢。我没钱，没地方去，连身份证都让他藏起来了。我说要走，他就拿刀架在我脖子上，说我要敢跑，就杀了我和孩子……”
陈拾安静静听着，手指轻轻搭在桌沿，指尖微微泛白。
“阳阳越来越不像小时候了。”她继续说，“他不说话，放学就把自己关屋里画画。我偷偷看过他的画册……那上面全是黑的，乌鸦、楼顶、风……还有句话写着‘我想飞，但我怕摔’。”
她的声音忽然颤了起来：“我那时候才明白，原来他也怕，也疼，也想逃。可他不说，他只画。”
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悔恨：“我一直觉得，只要忍下去，日子总会好。可我错了。我忍，他爸就越发横；我躲，阳阳就越发沉默。直到那天晚上，他又喝酒回来，把阳阳按在地上踢，阳阳一声不吭，就那么躺着……我突然疯了似的冲上去咬他，抓他，拿菜刀指着他说：‘你再动我儿子一下，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她说着说着，眼泪终于滚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反抗。我带着阳阳跑了，住进了工地临时搭的棚子。每天白天我去搬砖、和水泥，晚上回来给他煮一碗面。他开始跟我说话了，虽然不多，但会问我累不累，会帮我揉肩膀……”
她抹了把脸，勉强笑了笑：“阳阳说，您告诉他??别人的痛苦，不该成为他的枷锁。我听了这话，整晚没睡着。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该放下？我不是个好妻子，可我能做个好妈妈吗？”
陈拾安看着她，眼神温柔而坚定：“你能。”
“真的吗？”她声音发抖。
“真的。”陈拾安说，“你已经迈出了最难的一步。离开那个家，保护你的孩子，这不是软弱，是勇气。至于过去的一切，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阳阳的错。你们都没有错。”
王秀芬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她笑了，笑得像个终于卸下重担的人。
“我想让阳阳好好读书。”她说，“我想供他上大学。我知道我很笨，挣得少，可我会拼命干。只要他愿意走，我就陪他走到最后。”
陈拾安点头：“他会走的。他已经找到了方向。”
那天夜里，槐树下的风比往常更凉一些。
陈拾安站在树下，闭上眼，念起《清心咒》。
“清心寡欲，心无旁骛……”
风掠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无数细碎的低语。
他睁开眼，望着夜空中的星，轻声说：“林阳，你妈妈来了。”
风轻轻拂过脸颊，像是一声回应。
他转身离开时，脚步比以往更稳。
第二天清晨，心理咨询室还没开门，门口已站着一个人。
是个老人，背微微驼，手里提着一只旧藤箱，箱角用铁丝缠了好几圈。他穿着一件褪色的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早已生锈的校徽。
陈拾安打开门时，老人抬起头，眼神浑浊却透着一股执拗。
“你是……陈拾安？”老人问。
“是我。”陈拾安微笑，“您请进。”
老人缓缓走进来，把藤箱放在地上，动作很慢，像是怕碰坏了什么。
“我姓周。”他说，“周文远。退休教师，在这所学校教了四十年语文。”
陈拾安点头：“听说过您。听说您带出过不少优秀学生。”
老人摆摆手：“那些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谈过去。”
他打开藤箱，从里面取出一叠泛黄的纸页，边缘已经卷曲，字迹用钢笔一笔一划写成，墨色深浅不一。
“这是我写的回忆录。”他说，“关于这所学校，关于这些年来我亲眼见过的孩子们。”
陈拾安接过纸页，翻开第一页，标题是：《被遗忘的声音》。
“我发现一件事。”周文远缓缓道，“我们总在教孩子怎么考试，怎么拿高分，怎么考上好大学。但我们从不教他们怎么面对痛苦，怎么说出委屈，怎么在崩溃时还能相信明天。”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我班上有个学生，高三那年跳楼了。没人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在他课桌里发现了一本日记，写满了‘没人听得见我’‘我想消失’‘活着好累’……可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只是压力大，劝他‘挺一挺就过去了’。”
老人的眼睛红了：“如果当时有个人，像你这样，愿意听他说说话……也许他就不会走。”
陈拾安低头看着手中的稿纸，一页页翻过。每一篇都记录着一个孩子的名字、故事、沉默与挣扎。有的后来考上了名校，却在多年后因抑郁症离世；有的辍学流浪，至今杳无音信；有的表面光鲜，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我把这些写下来。”周文远说，“不是为了控诉谁，而是想告诉这个世界??有些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努力，他们是太累了，累到连哭都不敢出声。”
陈拾安合上稿纸，认真地看着他：“您想做什么？”
“我想把这些故事印成书。”老人说，“哪怕只有一个人看到，能因此停下脚步，听某个孩子说一句话，就够了。”
“我可以帮您。”陈拾安说，“不止是出版，还可以在学校办一场展览，用文字、画作、录音，让所有人听见这些声音。”
老人愣住了，随即老泪纵横：“我以为……没人会在意。”
“我在意。”陈拾安说，“我一直都在。”
那天下午，陈拾安联系了出版社的朋友，又找了林浩帮忙设计封面。林浩听完故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想为这本书画一幅主图。”
三天后，他交来一幅画：一棵巨大的槐树，根系深入地下，枝叶伸向天空。树干上刻着许多名字，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树下站着许多人影，有孩子，有老师，有父母，还有一个穿蓝布裙的女孩和一个抱画册的男孩。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他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