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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古州苗疆之乱，是一场横跨雍正与乾隆两朝的动乱。
雍正帝继位后，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其中“改土归流”这一举措，在苗疆地区激起了千层浪。
所谓“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专制，转而采用朝廷派遣官员进行管理的模式，
旨在将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纳入中央集权的框架之中。
在雍正朝之前，土司制度已存续良久。该制度下，朝廷任命少数民族贵族担任世袭地方官，借由这些官吏对各族百姓实施管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比如割地称雄，与朝廷对着干。
基于此，雍正决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流官替代土司，强化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土司制度由此逐渐走向衰落。
雍正四年（1726 年），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言之下，雍正帝毅然决定在云贵川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相对来说，在云南、广西等地，改土归流的推行的很顺利。
但在贵州黔东地区，这片素有“苗疆”之称的土地上，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苗疆地势险要，加之当地民风彪悍，巫术盛行，这就应了那句话，险山恶水出刁民！
土司势力盘根错节，已然根深蒂固。
尽管时任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鄂尔泰的全力支持下，率领军队攻入古州进行弹压，却无奈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苗疆土司屡败屡起，局势始终动荡不安。
即便最后改土归流最终在苗疆勉强落地，却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一方面，清廷的这一举措引发了黔东南土族的强烈仇视与愤恨；另一方面，派往苗疆的流官，或能力欠缺，或道德沦丧，贪污之风盛行，且不懂恩威并施之法。
例如，在当地修城、建堡、筑碉、开驿站等工程中，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出义务工，
同时还课以繁重的赋税与摊派，致使苗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初，黎平（位于贵州东南）人包利，
以“苗王出世”为口号，振臂一呼，举起反清大旗，苗疆之乱就此爆发。
“……”
包利，古州（今贵州榕江）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二月，包利与同伙红银，率领古州二万余苗民，
在八妹、高表等寨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清水江苗族纷纷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