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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费开支
购置武器装备支出。购置武器装备是红军的一项较大支出。红三军从洪湖苏区撤出以后，由于流动作战，兵员损失大，武器装备既落后又缺乏，特别是弹药紧缺。为了迅速扩大红军队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在大会上宣布：“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组织1万人的游击队和3万人的自卫队。”新扩充的红军和组建的自卫队都需要武器。这些武器来源，除战争缴获外，靠苏维埃政权筹集银元去敌占区购买。购销武器弹药具有高风险，军火商或军阀以谋利为目的，要价太高，而红军为得到武器装备只有不惜血本。红三军驻南腰界时，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关系从重庆购得一批武器弹药。
军队伙食支出。军队的伙食供给也是财政开支的一个较大项目。红三军开进黔东之初，实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哪个部队打给养收获多，这个部队的伙食支出就稍多一点。如红九师在攻打秀山民团胜利后，缴获了很多银元和大烟。经请示军部同意，参战官兵每人发了两块大洋作为津贴。当时在苏区流传一句顺口溜：“军住民房吃各家，生活排长统一开他。”从总体情况看，此时部队生活标准很低且不固定，军队伙食收支是否正常，取决于战争缴获和没收浮财的多少。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红军有了“家”，渐趋于稳定，实行了“统一财政，统筹统支”，主力红军以连为单位，地方武装以分队为单位，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乡为单位开伙，每个伙食单位由生活排长按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造册到经理处领取菜金。伙食标准每人每天3钱盐，5分钱菜金，1斤2两粮。从这些数字中可见，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简朴，但从黔东革命根据地整体而言，红军、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累计1万余人，一天则需开支伙食费三四千块大洋，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红军公务支出。公务支出，即是办公开支，如干部培训、开会、制发文件以及一些日常的或者特殊的必须开支。红三军办的干部培训班，办了数十期，主要培训区、乡苏维埃领导者和土地革命的指导者，每期三五十人不等，所需培训费用全作军队公务支出。当时一切从节俭出发，开支控制很严。从战士到军长，凡需公务开支都要经过经理处批准，个人不能任意提高标准。如：打下沿河县城后，贺龙的警卫员为方便首长夜间行动，提出领两对电池，保管人员只认批条不认人，硬是等经理处批条到手后才发了货。当时，会议记录本、首长笔记本都是在街上买来纸自己装订的。损坏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赔偿款列入公务支出。其付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付款，如红军队伍在印江一农民家用了点菜和米，付给2块大洋；在塘坝元布坨用了一农户一缸酸菜，付给铜板10枚；用了另一家2桶包谷，付川板12块。二是以物易物，如红七师机炮连在秀山一农户家写下这样的留言条：“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又如红军留在木黄杨正明家的留言条上写：“杨老板，红三军在你家吃了九个鸡蛋，海椒七撮，油三两，盐四钱，共还你谷子一箩，在灶后边。”公务支出中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那就是宣传费用。红军每到一地都注重宣传，其声势和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购买笔墨纸张和石灰等用品花了不少钱。以石梁乡张家祠堂墙上的“打倒国民党”标语为例，仅这条标语就用石灰数百斤，还磨了十多斤黄豆的豆浆掺和。
扩红支出。扩充红军队伍，无疑需要增加开支，因为，需要奖励参军者，同时要优抚红属，还要增加人头开支。奖励新兵是有明文规定的，视其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一般奖励银元5至10块不等，家庭殷实的5块，贫困的或8块，或10块。地方苏维埃还给予红属免税和子女上学免费等优抚。沿河籍老红军冉洪章回忆：“我参加红军时，部队奖励我六块现大洋。”此外，红军队伍扩大后，吃的、穿的、配备武器等费用支出加大。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黔东4000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参加游击队和自卫队的人数近万人。由此可见，扩红支出数目不小。
俘虏遣返支出。俘虏遣返，要发一定数量的遣返费，这是当时红军的政策。而遣返费的数量则要视当时的财力而定。按红军的政策，被俘者愿跟红军的就吸收为红军，想回家的，一律发给路费。如倒马坎战斗，俘敌74人，全部遣返回家，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遣返费也有以实物充抵的。如在南腰界遣返一名敌军副官，他不要大洋而要鸦片，于是发给他一点鸦片作遣返费。
红军津贴支出。红军津贴支出是军费支出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项目，红军不分官兵，在经济待遇上一律平等。但是，由于财政收入不稳定，津贴也没有保证。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靠的不是津贴，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据当年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专管钱粮的老红军周胜才回忆，仅红三军4000多主力部队每月发放津贴3000块银元。照此计算，红三军在黔东战斗7个月，累计支出津贴多块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