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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老话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到了宋明以后，女子出门在很多家庭中并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是否违法礼教”。一个出身士族或大户人家的女子，正常状态就是“三步不出闺门”，连上屋顶晒衣服、对外说话都要小心翼翼。
汉代以后，“妇德”逐渐体系化。东汉末年，《女诫》就是一份“行为准则手册”，要求女性不可随意窥看外界，走路不能抬头，不许快步行走。到唐宋，“闺训”一词正式被提出来，意味着女子在行为举止、交往方式、衣着仪容、日常出入都有规范，极端点说，连笑容和说话的语气也有规矩。
不仅如此，宅门制度也在物理上限制女性行动。大户人家的宅第往往建有专门的女眷居住区——内宅——与外院严格分隔。守门的老仆、门房、甚至宗族中年长男性的“耳目”系统，构成了全天候的“行动监管网”。出门？那要报备、写由头、请示长辈，很多时候还要带上保姆、嬷嬷、丫鬟作为“护卫”。
“礼以制人”，儒家礼教不仅规范了官吏、百姓、君臣，也为女性量身打造了一整套“限制包围圈”。
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礼记·内则》详细列举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言行举止，强调妇人不可随便和外人说话，更不能与男性有身体接触。哪怕是自己的堂兄表哥，也属“外男”，出门同行都是忌讳。
更可怕的是礼教并非仅仅来自典籍，而是成为地方乡规民约的一部分。例如《乡约》《家法》中常见的条文包括“不许妇人夜行”、“不得入集市”，甚至“妇人有朋至，须报丈夫”。这些不仅是规范，更有“处罚”：一旦违反，不仅女子名声毁了，还可能牵连家族。
唐代就有“清议”之风，一个女子哪怕只是被看到一次出门过于频繁，可能第二天整个县城的士人都在议论。而这种“名声”一旦败坏，就会直接影响婚姻前景，甚至兄弟的科考、父亲的仕途。
别以为只有朝廷的法律在限制女性，其实最日常的“铁笼子”是宗族。
在一个讲究“宗法血缘”的社会中，女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归入父系宗族网络中，承担的角色是“他人之妻”、“宗族之女”。她不是一个独立个体，而是某某家的女儿、某某人的媳妇。自由出行？那意味着“失控”。
宗族中有“族长”、“长老”，还有庞大的亲戚网络——所谓“九族同堂”。一个女子是否常去庙里、是否和谁说了话、有没有单独出过门，都会被视作“族中大事”。她一举一动可能都在“姨婆”“堂叔”的监控下，甚至邻里都可以“代行监督义务”。
晚明时期福建的《林氏家训》里写道：“女不可独往，不可无由入市，不可夜观星月。”哪怕只是去买油盐酱醋，也得由丈夫或家中仆从代劳。宗族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女子一旦擅自出门，是要被“请到祠堂”训诫的，严重者还可能“逐出族籍”。
即便没有外部监控，女性也未必就能“大胆出门”，因为她们从小被教育要自我审查、自我压抑。
“闺训”是一套系统性的价值教育。书籍如《女四书》《内训》《烈女传》《贞节录》，被编入女子识字课程。女孩三四岁开始学认字，第一个学的不是《三字经》而是《女诫》——告诉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才是人生目标。
这种教育讲得很清楚：女子出门太勤快，容易被视为“浪荡”；交友太广，名声易毁；话多话快，不成体统。她们不是不敢去庙会、看戏、上街买菜，而是心中根本没有“这是我的权利”的概念。明代张岱记载某地女子“以出门为耻”，甚至到了病重时才请求一次“踏出大门”。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人拦着，一个从小浸泡在闺训里的女性，也会自己关起门来。这个“闺门”，已经在她心里种下了根。
“逛街”一词现代人觉得无比自然，可在古代社会，女子逛街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种“特权”。
市集是男性主导的空间，不少地方规定女子“非市日不得入”，意思是只有逢集日才能由丈夫陪同出门采购。而那天往往也是当地巡捕特别关注的日子，生怕出什么“男女相接”的风波。庙会也一样，虽然是宗教场合，但往往被当成社交场景。女子若“频繁上庙”，容易招来“求姻缘”、“勾搭香客”的流言。
《清嘉录》记载，江南女子上庙都要由年长女仆陪同，不能独自前往；若年纪轻轻就频繁“游庙”，甚至可能被写进地方文人的“谐记”中，被当成取笑的对象。
在很多地方，如河南、山东、浙江，地方衙门和宗族甚至会设“女禁”，标注某些区域女子不得入内、不得独行、不得参与议事。
有人可能会问，那宫廷女子呢？贵族小姐是不是可以自由些？答案正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