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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曾大规模核查汉地户籍，编制《丁赋册》，将隐匿人口纳入管理，史载「括民田之数，定其赋税」（《辽史·食货志》），反映出对中原户籍技术的吸收。
二、沙陀政权的「胡汉杂糅」户籍管理
1. 沙陀三王朝的制度转型
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1年）均由沙陀族建立，其统治核心在中原地区，故户籍制度呈现「以胡制统汉地」的特点：
- 保留沙陀军事组织「厢」「军」的户籍编制，将沙陀部众按军营编户，战时为兵，平时屯田，形成「营田户」制度。
- 沿用唐朝「两税法」，以户籍人丁与土地为征税依据，但因战乱频繁，户籍管理混乱，「版籍焚毁，民多流亡」（《旧五代史·食货志》），朝廷常通过「括户」（清查人口）补充赋税来源。
2. 「部族军户」与「州县民户」的并行
沙陀政权将人口分为两类：
- 部族军户：沙陀、突厥等少数民族部众编入军营，户籍由军事衙门「马步司」管理，免除州县赋役，但需世代从军，形成军事依附关系。
- 州县民户：汉地百姓仍按唐制入州县户籍，承担赋税，但因战乱频繁，大量民户依附于藩镇或豪强，成为「隐户」，导致朝廷实际控制的户籍人口锐减。后唐明宗李嗣源曾下令「委诸道观察使，各于管内严行条制，不得容纵奸盗，漏落户口」（《册府元龟·邦计部》），试图恢复户籍秩序，但成效有限。
3. 户籍与民族融合的矛盾
沙陀政权试图以军事户籍压制汉地社会，但随着统治稳固，不得不吸收中原制度：
- 后唐仿唐制设立「户部」管理户籍，编纂《长兴户籍》，尝试将部族军户与州县民户纳入统一管理。
- 沙陀贵族逐渐汉化，其部众亦与汉人通婚，户籍中的民族界限渐趋模糊，但军事户籍的特权地位仍引发汉民不满，为政权更迭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