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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15日凌晨，王至诚顺利抵达南京，眼前热闹的景象与陶行知所描述的宁静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南京街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人群，嘈杂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这个城市依旧在忙碌地运转。
由于到开会议的时间尚早，王至诚决定租一辆黄包车前往会场。
车夫是张景城，王至诚匆忙上车，来不及寒暄。张景城显然对陶行知的教育事迹了如指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陶行知在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期间加入了黄炎培在天津成立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之后，他与蔡元培等人于南京、北京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张景城对陶行知充满着敬意，他继续说道：“到1929年，圣约翰大学还授予陶行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称他为人民教育家，可见他的贡献之巨大。”
然而，陶行知的声誉并未换来安全。尽管国府邀请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演讲，陶行知依然拒绝了，留下了“只要蒋司令讲话，他决不参加”的话。国字号反动政权对他进行多次通缉，试图封堵他在教育改革上的影响力。
陶行知在前往国府指定地点的路上，心中思虑重重。他知道，作为教育界的先驱，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反动派的监视与威胁。冷风吹拂，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就在他走过一条偏僻的小巷时，突然从暗处窜出一个身影，正是戴笠手下的死士陈华，眼中闪烁着杀意，手中紧握着锋利的匕首，直逼陶行知而来。
危急时刻，陶行知心中一惊，迅速寻找躲避的地方。然而，就在此时，命运的转机悄然降临。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正巧经过这条小巷，敏锐地察觉到周围的异常气息。她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迅速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瞄准了陈华。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陈华心中一慌，脚步顿时停滞。
“住手！”黄慕兰的声音如雷，充满了坚定与勇气。陶行知趁机向后退去，心中涌起一阵感激。黄慕兰的及时出现，让他在生死关头逃过了一劫。
就在黄慕兰与陈华对峙的瞬间，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陶行知深知，若无黄慕兰的援助，他的命运将不堪设想。两人目光相遇，黄慕兰微微一笑，传达着无声的默契与信任。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一场个人的逃亡，更是一场为自由与教育事业而奋斗的斗争。
随着黄慕兰的果决，陈华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心中不甘，却无力反抗，最终选择了退却。
陶行知在一旁，目送着敌人的逃离，感慨万千。他知道，这一刻不仅是他个人的幸存，更是无数追求真理与知识者的共同胜利。在黄慕兰的陪伴下，他重新踏上了前往国府的路，心中燃起了斗志与希望。
王至诚在中午的会议上按时出现。会议由教育部在南京正式开幕，蒋司令作为国府主席出席并发表演说。会议历时九天，直到4月23日闭幕，内容涵盖了《改进全国教育方案》的各个方面。其中，高等教育成为了重要的议题之一。
在会议期间，王至诚与其他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强调了修正专科以上学校规程、进一步充实国立大学、整理私立大学、规范留学规程等措施。王至诚的提案受到了蒋梦麟等领导的认可。
当会议讨论留学生学习科目的方向时，王至诚却坚持认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质疑道：“为何要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抛在一边？难道这与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的举办，以及左翼文艺联盟的成立没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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