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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大门口,阳光斜照,仿佛在预示着新的开始。王至诚住在景云里11号的茅盾家里,已然一周。白天,他在书房中埋头书法与看报;夜晚,常与茅盾畅谈时局、文学与书画,偶尔走到后门,见到许广平和未满周岁的周海婴,唯独不见周先生的身影。
直到3月1日,许广平才向王至诚透露:“先生正忙于中华艺术大学的开幕式,不是在‘公啡’,就是在中华艺大。”
那么,中华艺术大学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它成立于1925年,最初为一部分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的进步学生所创立,以反抗校方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制,得到了陈望道等教师的支持。大学最初设立在青云路,随后迁至江湾路,最后落户于窦乐安路233号。陈望道担任校长,陈抱一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夏衍则是教务长。随着左联的成立,这里逐渐演变成左联的大本营,成为了激荡人心的思想与艺术的聚集地。
王至诚急匆匆地从一辆黄包车上跳下,步入上海虹口街巷,穿过青砖红瓦的石库门弄堂,朝中华艺术大学的方向行去。
当他走到大学门前时,尾随他的轿车在一旁停下,司机看到王至诚走向校门,便迅速开车离去。王至诚自背后取下书画包,掏出一幅自临的《兰亭序》。他微微一笑,对门卫说道:“我是王至诚,来自东北,特意送一幅字给学校的领导。”
“你认识哪一位?”门卫不耐烦地询问,仿佛对外来人充满了警惕。
“文学科主任夏衍,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绘画科主任许幸之,还有西洋画系主任陈抱一,”王至诚自信地回答,语气坚定,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他明白,只有通过这些名字,他才能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门卫并不领情,冷冷地说道:“没有!”王至诚心中一紧,继而补充:“还有艺术教育科主任丁衍镛,音乐系主任镜慕贞,图画手工系主任张联辉,以及新闻系、中国画系和图案科的,他们都能证明我。”
“看来你还真挺熟悉这些人?”门卫打量着王至诚,脸上流露出些许犹豫,但仍然警觉地说:“这是什么样的学校,不是随便就能进的!”
“我知道,”王至诚回答,心中暗想,自己并不是来捣乱的。他试图用解释化解门卫的疑虑,“1925年,上海艺术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在陈望道、陈抱一等教师的支持下,创建了这所综合性大学,主要是为了反对共字号领导的压制。”
门卫眉头微皱,仍然沉默不语,似乎对王至诚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谁知道你是不是共字号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和王至诚年纪相仿、戴着眼镜的青年走了过来,微微一笑,坚定地说道:“阿英可以证明。”
“阿英?”王至诚心中一颤,转头看去,看到的是那个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钱杏邨,字阿英,安徽芜湖人,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闻名于世的名字能否为自己打开这扇门?
门卫依然不太情愿,他关心地对阿英说道:“钱先生,现在国字号政府和巡捕房不定期查人,我可不想因为一个陌生人而连累您。”他见钱杏邨执意要进,嘀咕了一声:“真是伤疤好了忘了痛。”
阿英的面容上闪过一丝苦涩。他回忆起1929年7月14日,自己因为组织反帝游行而被北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情景。那时的他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甚至被关进普陀路巡捕房,饱受拷打与审讯。出狱后,他主动联系党组织,与郭沫若、茅盾等人重聚一堂,决心停止文艺社团内部的内斗,寻求团结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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