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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则回道：“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爱国运动，怎能出尔反尔？”
王至诚语气坚定地说：“先生的右肾有一点黑，手术后依然尿血，复诊是‘无理由出血症’。也有人嘲讽先生被西医割错了腰子，您却写文章说，别借他的病生出一种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设置障碍。先生虽这样说，但身体远不如从前，还是应该让自己休息一下。”
王至诚心想：梁启超当年与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流亡东京继续推广“诗界革命”。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态严词抨击。晚年归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的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于是说：“我想梁先生应该支持厉麟似在德国的景星学社搬到北京，或者创办国学院。这对您的身体有利，也是在为国学再造中华文明的呼唤。”
“我要把失去的找回来。”梁启超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坚决与思索，接着又提到，“大不了，去昆明湖见观堂（王国维）……”
王国维不仅是清华国学四大家之一，也是“甲骨四堂”的重要角色。王至诚好奇地问：“他在昆明湖？”
王桂荃伤心地说：“可惜在去年，观堂在北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这位享誉中外的学者，在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与磨难后，选择了以如此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遗书上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短短数言，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与思考。
王至诚正要告辞，梁启超说：“弟子张君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寅恪也在附近。”说着，让王桂荃去里屋给他们打电话。
王至诚一直认为梁启超是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而如今才知道，晚年的梁启超及其弟子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与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的迷惘与希望。他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归找到一种新的出路。
梁启超接着介绍陈寅恪：“谈到国学的研究，目前在清华大学，除了赵元任教授，就只有陈寅恪了。”
王至诚顿时兴奋起来：“对于此人，我有所了解。陈寅恪先生不仅是清华国学四大家之一，还与梁老、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那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言而喻。”梁启超微微点头。
王至诚说：“陈寅恪还是景星学社的重要学员，与厉麟似等第一批留德学人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化和进步思想，因此能体现景星学社的重要性。可惜因为去年李大钊的被捕，我只好舍去北京而去上海，一年下来，仍未能为景星学社找到合适的落脚点。”
梁启超说：“陈先生来看望我的时候，也提过景星学社。我当时并未支持，因为担心累及清华的国学门。如今时局稍有稳定，如果他能支持，在清华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应该不成问题。”
此时，王桂荃打完电话从里间走出来，微笑着对王至诚说：“陈寅恪去上海了，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说着，她大方地来到王至诚的对面坐下，亲自为他斟了一杯酒，“先生不能饮酒，让‘小妾’陪大书法家。”
这一刻，王至诚意识到，自己的追寻，不仅是对艺术的热爱，更是对一个时代命运的关切。无论是梁启超的坚定，还是陈寅恪的深邃，都让他在这条探索的路上，倍感振奋与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