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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午后，暴雨倾盆而下，徐家汇教堂在狂风骤雨中显得愈加苍劲。雨水汇聚在石阶上，激荡起朵朵水花，教堂高耸的尖顶在闪电中闪烁，狂暴的雨声掩盖了一切，只留下神秘与敬畏。
徐家汇教堂，全称“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由英国建筑师道达尔设计，始建于清咸丰元年至清宣统二年，是一座可容纳2500余人的天主堂。在民国时期，这座教堂是东亚为数不多的宏伟建筑之一。
近现代以来，徐家汇经历了诸多风云变幻。上海开埠后，徐家汇的发展步伐加快，最初修筑通往徐家汇的军用道路。当时，法租界以防御太平军和保卫天主堂为名，为清政府修筑了一条从斜桥沿肇嘉浜北岸直通徐家汇的道路，命名为徐家汇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在徐家汇创办了新式高等学校南洋公学。民国初年，法租界继续向徐家汇一带扩张势力。到1914年，长浜路以南、徐家汇以北、肇周路以西的整个区域被划入法租界范围。此后，徐家汇地区的道路、自来水、邮局、电灯、电话等公用设施相继建成，一座座公寓拔地而起。
王至诚穿着长裤和衬衫，张景城为他撑着雨伞，一同走到教堂的大院门口。王至诚凝视着教堂的每一个拱门、拱墙以及每一处精雕细琢的装饰，心中油然生出对建筑的敬畏。突然，他从一个拱门口看见靖尧身着长裙，庄重典雅地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宛如一尊神秘的圣母雕塑，亦像一座峭拔神奇的山脉。
“那是你靖尧姐！”王至诚喊道，催促着张景城去接姐姐。
“你还不能进去！你不是信徒。”一位女教徒喊住了张景城。
王至诚跑了过去，女教徒看了看王至诚的装束，说：“证件！”王至诚将邀请函递了过去，女教徒细细查看，又注视他背上的书画包，说：“你不仅需要邀请函，还需要一幅字画。”
王至诚从包中取出一个画轴，刚展开半张《兰亭序》，女教徒抬头看到拱门口的靖尧朝这边招手，便说：“可以进去了。”
王至诚想刚才的女教徒怎么像柳叶啊？其实王至诚的判断不错，不光柳叶乔装成教徒在外围负责会议的安全，她的丐帮们也分布在巷口、门口等各个重要的地方，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随时报告发生的情况。
王至诚踏上雨水冲刷的台阶，蓦然回首，雨仍在下着，张景城独自向黄包车那边走去。
尽管王至诚没有宗教信仰，但置身于教堂富丽堂皇而静谧优雅的场景中，他仿佛看见两百多年前徐光启在教堂内飘忽的身影，看到那壮丽恢弘的景观中教徒们虔诚祈祷的场面：无论身份高贵还是卑微，生活富庶还是贫穷，无论男女老少，都在神像面前充满着肃穆而祥和，似乎那暗夜里的阴霾与孤寂在他们的信仰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宁与温暖。
而如今，这里不再是讲课的神父和祈祷的教徒，而是身着正式天主教服装的教育家、书画家、作家和学者们，诸如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的震旦学院教授邵力子、圣约翰大学教授董健吾、沪江大学教授兼副校长刘湛恩、复旦大学校长李登晖、北京大学教授陈寅恪、原上海大学校长与书法家叶恭绰、新月书店董事长胡适、光华大学校长孟宪承、教授诗人徐志摩等，他们作为中方代表或特邀教育代表，齐聚于此，召开关于收复在华教会大学教育主权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的筹备会议。
教堂的房门敞开，王至诚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却无人察觉。他环顾四周，满屋子的人中，唯有主席台上那位戴着瓜帽、穿着法衣的邵力子令他感到熟悉。依他的座位推测，邵力子正在主持会议。
邵力子，1882年1月26日生，原名邵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来自会稽。先后求学于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南洋公学以及东京师范学校。在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他担任《民国日报》的主笔，兼职复旦大学教授，并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Marxism研究会和上海Communism小组，成为共字号的最早党员之一。
1926年11月，邵力子出席第三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并受到苏共领袖的接见。会后，他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4月回国。邵力子刚回国便秘密前往徐家汇教堂主持今日的会议。他一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始终坚持国共合作，以解决一切争端，奔走于和平之路。因此，共字号中央特科筹委会派出靖尧、柳叶等人秘密前往，以确保对邵力子等人士的保护。
CC派是国字号内部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派系，以陈氏兄弟为核心力量。该派系计划于1927年秋在上海成立一个名为“俱乐部”（The Central Club）的组织。CC派的亲信成员遍布国字号的各个关键部门，尤其在党务部门、组织部以及地方各级党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通过对教育系统的控制，特别是在松湖高校和中央政治学校，培养了大量忠于他们的干部，积极与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等进行争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