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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的系带勒得下颌生疼，黑色塑料壳上用白漆喷的“中和派”三个字被汗水洇出了毛边。我蹲在东京都厅外的石阶上，盯着鞋底沾着的口香糖，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这不是我的鞋，也不是我的手，更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三小时前，我还在出租屋里对着电脑屏幕骂街。新闻里说某国又在参拜靖国神社，评论区吵成了一锅粥，我敲着键盘，把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话都砸了上去。手边的啤酒罐倒了，黄色的液体渗进主机，屏幕猛地一黑，我眼前跟着炸开一片白光。再睁眼时，耳边全是日语的喊叫声，头上多了这么个硬邦邦的玩意儿。
“佐藤君，发什么呆？”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推了我一把，他的头盔上别着枚樱花徽章，“等会儿游行开始，记得举好标语。”
佐藤？我摸了摸头盔下的头发，硬得像钢丝，和我那头留了三年的寸头完全不同。口袋里揣着本员工证，照片上的男人和我有七分像，只是眼睛更圆些，名字栏写着“佐藤健司”，所属单位是“东京都中和派事务局”。
“中和派是啥？”我脱口而出的竟是流利的日语，舌头像被人掐着打了个结。
眼镜男愣了愣，随即笑了：“健司你昨晚喝太多了？咱们是主张日中友好、正视历史的团体啊。上周还去北京参加了交流会呢。”
日中友好？我心里像被塞进块烧红的烙铁。爷爷的腿就是被日本兵的炮弹炸瘸的，他去世前总摸着那条变形的腿说：“小鬼子没一个好东西。”我打小听着这话长大，电脑里存着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手机壁纸是抗日战士的黑白照，怎么一睁眼就成了日本人，还是个替他们“友好”的？
游行队伍开始移动，我被人推搡着站起来，手里塞进根木杆，上面绑着横幅，中日双语写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阳光晒得头盔发烫，我看着周围举着标语的人，他们大多和我差不多岁数，有的背着帆布包，有的手里还拎着没喝完的牛奶，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嚣张，反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恳切。
“看，那边是右翼团体。”眼镜男碰了碰我的胳膊，朝街对面努嘴。十几个穿黑色风衣的人举着太阳旗，骂骂咧咧地冲我们比划，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攥紧了横幅杆，指节发白。按我以前的脾气，早该冲上去撕了他们的旗子，可现在穿着这身“中和派”的行头，胸口像是堵着团湿棉花。有个右翼分子朝我们扔来个易拉罐，擦着我的头盔飞过去，砸在后面一个老太太的胳膊上。老太太“哎哟”一声，却没骂人，只是弯腰捡起易拉罐，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她是山崎奶奶，”眼镜男低声说，“她丈夫是二战时的军医，在中国救过不少人，后来死在常德会战里。她总说，得替丈夫给中国人道个歉。”
我愣住了。爷爷的故事里，日本兵都是青面獠牙的，可山崎奶奶佝偻的背影，在阳光下看着竟有些单薄。
游行结束后，眼镜男——他叫田中，非要拉我去事务局帮忙整理资料。那是间旧公寓改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老照片，有穿中山装的中国人和穿和服的日本人握手，有孩子们在操场上一起放风筝，最显眼的是张黑白照，一群戴红领巾的中国孩子围着个日本老爷爷，老爷爷手里举着块黑板，上面写着“和平”两个字。
“这是1965年，我们组织的日中少年交流团。”田中指着照片，眼里闪着光，“那个老爷爷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年轻时参与过战争，后来一辈子都在赎罪。”
“赎罪？”我冷笑，“他们欠的血债，十条命都还不清。”
田中的笑容僵住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倒出一堆泛黄的信件。“这是健司你去年去上海时，当地居民写给你的。”他挑出一封递给我，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信纸边缘都磨破了。
“佐藤先生：谢谢你帮我们修好了小学的屋顶。我爸爸说，日本人里也有好人，就像你和你带来的志愿者。我长大想当翻译，去日本告诉你的孩子，中国有很多漂亮的地方……”落款是“小明，10岁”。
我的手指抚过“好人”两个字，突然想起爷爷的葬礼上，邻居王大爷说过，当年有个日本逃兵，曾偷偷给过饿肚子的爷爷半个窝头，后来被宪兵队打死在山坳里。那时我只骂王大爷糊涂，现在看着信纸上稚嫩的笔迹，喉咙突然发紧。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提线木偶，跟着田中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去养老院看望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听他们哭着说“对不起”；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南京大屠杀，展示从中国带回来的照片；去港口迎接中国的交流团，帮他们扛行李，听他们说“谢谢”。
有次在大阪的街头，我们摆了个展板，展示日军侵华的罪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站在展板前哭了，她说她爷爷是关东军，她从来不知道爷爷做过那些事。“我该怎么办？”她抬头问我，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我能为中国的爷爷奶奶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