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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间，联军以“清剿拳匪”为名洗劫村庄，将青壮年男子用铁链拴成长队押送营地。直隶静海县一村被俄军焚毁，200余名男子被强征为苦力（后世《静海县志·庚子劫余录》）。日军逼迫劳工家属为人质，要求每人每日搬运30筐土石方，完不成则当众鞭打其妻女（后世天津法租界工部局1900年8月报告）。德军在劳工左臂烙烫部队缩写（如“DEA-东亚远征军）与编号，防止逃跑。英军将苦力头发剃光，后脑勺涂红漆标识。日军规定若一队劳工中有人逃亡，剩余人员需连续三日无食劳作，并当众绞杀抽签选出的“替罪者”。
铁路修复工地上，劳工每日工作16小时，肩扛80公斤铁轨在烈日下行走，昏厥者被俄军工兵用冷水泼醒后继续上工（俄军上尉日记，1900年7月）。联军还强迫劳工清理战场，徒手收集腐烂尸块装入麻袋，许多人因感染疽病死亡，法军称此为“免费消毒队”。
每日仅发放两顿霉变高粱粥，劳工为争抢食物残渣互殴，英军士兵以抛掷面包屑观赏哄抢为乐。日军将痢疾病患集中关入露天粪坑“隔离”，美其名曰“以毒攻毒”。战地医院拒绝救治劳工，截肢直接用木工锯操作。
英印士兵使用带铁钩的“九尾鞭”（cat-o'-nine-tails），每名工头日均有20次鞭打配额，背部血肉模糊者被盐浇伤口“消毒”。德军将“怠工者”绑在炮管上曝晒三日，法军以烧红的刺刀在劳工脸颊刻“懒虫”（PARESSEUX）。
俄军哥萨克骑兵逼迫劳工在旷野奔跑，以马刀劈砍测试“斩首精准度”，尸体弃置处乌鸦成群。日军军官开设“苦力轮盘赌”，让六名劳工围圈站立，蒙眼士兵随机开枪直至一人中弹，幸存者可获半日休息。
1900年7月，联军攻占天津东局子清军兵工厂，将300名工匠与家属驱赶到弹药库，谎称“发放遣散费”后引爆炸药，尸块飞溅至百米外运河（后世威尼斯档案馆意大利随军记者摄影底片）。德军为修筑炮台强征2000名劳工，工程结束后以“保密”为由，将人链捆巨石沉入海河，潮退时河滩露出成排溺毙者，手指深插淤泥挣扎状（后世《申报》1901年3月隐晦报道）。
法军强迫天主教徒劳工践踏圣母像，新教徒则被逼吃猪肉，拒从者用铁丝穿锁骨吊在教堂十字架上。英军将劳工辫子系成绳套自缢，拍摄“中国式自杀”明信片贩卖至欧洲。意大利士兵用刺刀挑开孕妇腹部，赌胎儿性别取乐。
据天津红十字会1901年统计，联军控制区劳工死亡率达58%，主因包括过劳死（32%）、虐杀（25%）与传染病（43%）（注：存在交叉统计）。联军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要求禁止中国报道记载“联军雇工事宜”，幸存者被威胁不得透露经历，否则“全家按拳匪论处”。
一队美军骑兵解救的几十名中国籍神父组队向联军大营方向行军。北运河上漂浮着被焚毁的渔船和木筏，渡口码头被联军工兵临时加固，堆满沙袋和木栅栏。岸边的杨村驿馆被炮火摧毁，仅剩焦黑梁柱，墙上贴有俄军俄文与潦草中文的征粮告示。两侧稻田被践踏成泥沼，未收割的麦秆在夏季烈日下焦枯，偶尔可见倒毙的骡马尸体，苍蝇聚集。
京津驿道官道上每隔1-2公里设简易哨卡，由沙包、拒马和铁丝网构成，哨兵用中英混杂的口令盘查。道旁插着联军各国的三角形小旗，俄、日、英居多，标示控制区。衣衫褴褛的华北农民推独轮车南逃，被英属殖民地部队印度锡克骑兵拦下搜查财物。德军巡逻队驱赶难民腾出道路，引发哭喊。
铁路线修复区，穿土黄色短褂、绑腿布鞋的日军工兵指挥中国苦力用枕木和铁轨抢修京津铁路，俄军骑兵在路基旁警戒。蒸汽起重机吊装桥梁钢架，空气中弥漫着焦油与煤烟味。铁路两侧挖有散兵壕，架设日制三十一年式速射炮以防清军突袭铁甲列车。电线杆上缠绕电报线，通讯兵用野战电话联络指挥部。
联军中人数最多的是日军，其第六师团步兵头戴明治三十式尖顶帽，背帆布包，持村田二十二式步枪，以三人小组沿铁路巡逻。野战炮兵在制高点架设七厘半野炮，炮口指向西北，防备清军从武清方向反扑。日军装备村田步枪刺刀雪亮；军官佩西洋式军刀，背牛皮图囊；工兵携带鹤嘴锄与炸药箱。纪律严明，行军时唱《元寇》军歌，但对中暑士兵冷漠，任由其倒在路边。
俄军装备莫辛-纳甘步枪配四棱刺刀，哥萨克马鞍镶黄铜饰片，炮兵穿黑色长靴。酗酒普遍，士兵用伏特加交换日军饭团，军官在树荫下打牌，无视难民哀求。哥萨克骑兵穿灰色长外套，马刀横挂鞍侧，络腮胡上沾满尘土，在驿道旁村庄搜刮鸡鸭，与日军工兵因征用苦力发生争执。西伯利亚步兵在杨村渡口架设马克沁机枪，用沙袋围成环形阵地，士兵抽莫合烟等待换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