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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望作为主要案件推动者之一，被临时调入跨部门联络协调小组，工作内容包括：
? 梳理本市精神障碍患者数据库；
? 指导基层民警如何初步识别高危异常行为；
? 制定“行为脱轨事件”的标准备案路径；
? 联络辖区街道、社区、医院，建立“异常干预处置链”。
这些工作繁琐冗长，远比追凶杀人案件更耗神。
“我怎么觉得你这工作，比当警察还难？”林医生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和程望半开玩笑地说。
“所以不是所有事都能靠抓人解决。”程望语气淡淡，“要是不改变前面的路，最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频繁地捡残局。”
“你变了。”林医生盯着他，“以前你不关心这些。”
“以前我不做梦。”程望说完，沉默了几秒，“现在会了。张纪一刀一刀剁人时，我在梦里站着看，手上拿着我的警官证，但根本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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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张纪案的核心教训是什么？”这是一份内部访谈提纲上的问题。
程望给出的书面答复是：
“人在崩溃之前，从不制造声响，除非有人靠近。但社会系统不听声音，它只回应‘出事’。”
这一答复，被引用在多份培训资料里，成为江州市精神障碍干预课程的教学案例摘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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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余波仍在小范围内持续。
有市人大代表在调研中提出：“应将‘个人极端事件’纳入公共安全早期防控体系。”
有区级心理援助机构提交材料，申请扩编“街道心理驿站”预算。
也有舆论反弹——“会不会让普通人把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当成潜在杀人犯？”
这场复杂的社会共振中，程望始终没有再做任何公开表态。他只是安静地履职，收案、阅卷、值班、开会，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嵌回原本的警察轨道中。
唯一没变的，是他现在开始定期抽时间，走访一些重点社区——不是去抓人，是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人”。
这是他主动请缨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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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深夜，程望整理当月简报时，在一个工作例会上收到了王昊发来的私信。
只有一句话：
“程队，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和一个总爱在天桥下自言自语的大爷聊了十分钟，后来我陪他去医院挂了心理科。他没反抗，说谢谢。说他从没和警察说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