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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我解释道，"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劳动。"
珍妮在一件打满补丁的军大衣前驻足良久。"这是...？"
"王震将军的大衣，"我看着说明牌，"他带领359旅开垦南泥湾时穿的。据说补丁摞补丁，最后重了好几斤。"
同学们围拢过来，车厢里那种轻松的气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沉默。这些实物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它们诉说着一个与西方媒体报道截然不同的故事：不是"残酷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奋斗与坚持。
下午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在一幅巨大的照片前，我停下脚步——照片上是毛泽东在窑洞前给农民讲课的场景，周围坐满了衣衫褴褛但神情专注的村民。
"看这个，"我指着照片，"当时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共产党人相信，要改变中国，首先要唤醒民众。"
"这跟历史课本上说的不一样..."一个同学小声嘀咕，"英国人的书上说共产党是用暴力强迫人民服从。"
我没有立即反驳，而是带他们来到抗日军政大学的复原场景前。"这里培养了十多万干部，他们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如果共产党真如西方所说那么残暴，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愿放弃城市生活来这里吃苦？"
麻理逊认真地做着笔记，时不时推一下眼镜。我知道他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香港人，他的世界观受西方影响很深。但此刻，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疑惑——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正在被动摇。
参观接近尾声时，我们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者。他穿着朴素的蓝色中山装，正在给一群小学生讲解。从他标准的普通话中，我听出了些许上海口音。
"这位是王建国老师，"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道，"他是上海知青，70年代在延安插队，后来留在这里教书。"
知青！我眼睛一亮。这正是香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群体——在西方叙事中，知青是被迫离开城市、遭受"迫害"的一代。我立刻邀请王老师给同学们讲讲他的经历。
"我是1970年来的延安，"王老师的声音温和但有力，"当时我才17岁，和你们现在差不多大。"他指着墙上一张知青劳动的照片，"看，那就是我们开荒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