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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回信在雷宜雨的抽屉里静静躺了三天，信封上的邮戳还带着太平洋彼岸的潮气。他站在东湖实验室的窗前，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玻璃，目光却落在深圳方向——那里，大强子应该已经收到了Khosa基金的合作意向书。
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林佩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信越化学的质检报告被退回来了，他们咬死冷轧板参数不达标。”雷宜雨眯了眯眼，视线扫过桌上那摞从武钢七号车间弄来的数据表——碳含量的波动区间恰好卡在信越检测仪的盲区。他忽然笑了：“告诉老黄，把华强北那批拆解出来的VCD机芯电容改一改，今晚就送进光谷的退火炉。”
亚洲金融危机的残局，成了最好的跳板。
当泰国铢崩盘的风暴席卷东南亚时，雷宜雨正站在香港中环的拍卖会上。台上，一家新加坡半导体公司的流片设备以废铁价挂牌，举牌者寥寥。他抬手示意，身后的刘强东立刻递过一份清单——那是过去三个月里，雷宜雨通过离岸账户从首尔、吉隆坡、曼谷陆续收购的二手光刻机和蚀刻设备，如今全堆在武汉东湖西岸的集装箱里，像一堆沉默的筹码。
“晶圆实验室不能等政策。”雷宜雨对匆匆赶来的大强子说道。这位前武大物理系副教授正盯着设备参数皱眉：“退火工艺不达标，良品率连30%都保不住。”雷宜雨却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泛黄的图纸：“看看这个——八十年代天津显像管厂的手工退火记录，当时他们连温度计都配不齐，老师傅全靠观察钢色变化来控制火候。”
大强子的眼睛亮了起来。当晚，三十名下岗的武钢炉前工被秘密招进实验室，他们布满老茧的手掌抚过精密的日本设备时，竟有种奇异的默契。
C-Cube法务部的律师函比预期来得更快，洋洋洒洒十二页全在指控长江电子侵犯VCD解码芯片专利。雷宜雨把函件扔进碎纸机，转头问林佩佩：“华强北的山寨厂现在什么价？”
三天后，深圳赛格广场后巷。二十多家作坊老板蹲在塑料凳上，听雷宜雨用潮汕话讲“分饼理论”：“C-Cube要收每片芯片5美元专利费，我们只要3块，剩下的2块各位拿去升级注塑模具。”他踢了踢脚边的麻袋，里面是十万片印着“长江电子”的空白芯片，“贴上谁的商标，就是谁的货。”
当夜，东莞的注塑机彻夜轰鸣。这些没有品牌、没有售后、甚至没有正规包装的VCD解码芯片，像野草般沿着县乡供销社的渠道疯长。在信阳的电器集市上，摊主用砂纸磨掉芯片原厂标识时，还对顾客信誓旦旦：“这是上海无线电厂的军工技术！”
琶洲展馆的空调冷得刺骨。雷宜雨站在台湾展区斜对面的咖啡吧，看着台积电的工程师团队被紧急叫回酒店——他们刚接到消息，深圳海关扣留了一批“申报不符”的晶圆样本。林佩佩趁机上前搭讪那位落单的制程专家，递上的名片印着“武汉光电子研究所”。
与此同时，北京中关村的某间地下室里，大强子正对着满墙的电路图发呆。门被推开时，他以为是来催房租的房东，却见刘强东拎着两瓶二锅头走进来：“雷总让我问你，想不想把冷链算法卖给亚马逊？”桌上摊开的《计算机世界》杂志里，贝索斯宣布进军中国市场的新闻刚好被红笔圈出。
雷宜雨在酒店套房里接到了吴晓波的电话。这位刚出版《大败局》的财经作家，正为下一篇专栏发愁。“就叫《网民时代》吧。”雷宜雨边说边翻动刚收到的股权文件——谷歌的A轮、亚马逊的B轮、Facebook的种子轮，全都通过开曼群岛的壳公司静静躺着。窗外，珠江新城的霓虹第一次映亮了“互联网”三个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简报被秘书处加急送到雷宜雨案头时，他正在批复武汉电视机厂的收购方案。红笔在“保留全部熟练工”的条款上重重画了圈，随后又添了行小字：“组装车间改造成智能手机测试线，优先录用冶金系统下岗职工。”
三个月后，北京某智库的闭门会议上，雷宜雨将一摞用工合同推给主座上的老者：“长三角的VCD组装厂、珠三角的芯片测试站、武汉的物流分拣中心，十万个岗位明细全在这里。”老人翻到最后一页的就业数据时，手指微微发颤——那是用下岗工人再培训通过率折算出的家庭温饱指数。
离开会场时，雷宜雨在停车场撞见了匆匆赶来的张朝阳。这位MIT博士刚融到第二笔风投，正为门户网站的盈利模式发愁。“学学香港马会。”雷宜雨把写有“竞价排名”的便签塞进他口袋，转身钻进轿车。后视镜里，搜狐创始人盯着纸条怔住的画面，像极了二十年后某次互联网大会的新闻配图。
天快亮时，雷宜雨独自站在东湖堤岸上。远处实验室的灯光倒映在水面，被早班渔船的柴油机搅碎成粼粼的金斑。公文包里，那封来自硅谷的信终于被拆开——Vinod Khosa用潦草的字迹写道：“你提到的冷链算法与生物柴油的控温难题，或许能解开我投资困局的死结。”
雷宜雨点燃一支烟，火光短暂地照亮了他脚边的《2049数字伦理准则》手稿。扉页上，某个未来将价值万亿的加密货币符号，正静静躺在“K”字章节的标题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