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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初现，朝霞如轻纱洒落在大地上，少丰和光标师兄又踏上了征程，连续十多天马不停蹄的采访，虽疲惫不堪，但收获颇丰。今日，他们应邀前往国宾馆，去参观一位九旬奶奶的国画作品。少丰和光标都兴奋不已，精神抖擞。这是他们首次踏入国宾馆，扑面而来的国画作品如同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一幅幅《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红军西进歌》、《八年抗战忆延安》、《雄鸡一唱天下白》，犹如时光的列车，将人们带回到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且看《强渡嘉陵江》的水墨丹青，山色苍茫如巨龙盘踞，红旗翻卷似火焰燃烧，千船风帆若箭雨齐发。江水翻滚如万马奔腾，乌云密布似黑幕笼罩，炮火激起的数道冲天水柱，宛如银龙腾空。在枪林弹雨之中，红军战士们拼死攻击的磅礴气势，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画面上。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元帅将军等老红军多达四十余位亲历者的签名，仿佛是他们用生命谱写的壮丽史诗。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国画的创作者竟然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奶奶！她虽非科班出身的画师，也未曾接受过系统的绘画训练。但她不仅是历史的亲历者，更是国画的创造者。她用毕生的阅历、满腔的热血，以及饱含激情的笔墨，完美地交织在一起，描绘出一幅震撼心灵、魅力无穷的历史长卷。这位老奶奶姓王，众人都亲切地尊称她为王奶奶。她可是健在的最长寿的女红军之一！1912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她出生在巴山南麓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家中无地无房，只能栖身于借他人山墙搭建的茅棚内。她的妹妹竟然活活饿死。父亲离世后，为了安葬父亲，家中忍痛卖掉三岁半的二弟，换回棺材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六七岁时，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馆子推磨挣钱。由于年纪小、力气弱，为了防止困倦摔倒，她只好将磨上的横棍绑在肚子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动磨盘，从天黑一直推到月照东墙。
她犹如一颗青涩的果实，在十五岁的年纪，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成为了媳妇。不到三个月的时光，她便逃离了那个家，回到了自己的巢穴；不久之后，她的人生如同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出现了转机。那时，她的两个舅舅常常带着一群朋友到她家集会，她和母亲则如忠诚的卫士，为他们站岗放哨。当时的她，宛如一只懵懂的小鹿，并不知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善良的好人；后来她才恍然大悟，那位卖布的“杨布客”，竟然是杨克明，他们都是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党。在杨克明的激励下，她毅然决然地剪断了长发，松开了刚刚被束缚的双足，宛如一只挣脱牢笼的鸟儿，获得了自由。此后，她积极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这三件大事，鼓励妇女劝说男人远离鸦片的毒害，动员妇女们踊跃参加农民协会。她还勇敢的跟随游击队打游击。1933 年她入了党；同年 10 月，许军长率领红九军如天兵天将解放了她的家乡，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红军，成为了妇女独立营的营长。1935 年的春天，她如英勇的海燕，随军强渡嘉陵江，踏上了漫长而坎坷的征程。
由于她对唱歌和跳舞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在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征程中，她被抽调到新剧团，负责宣传工作。漫漫长征路异常艰辛，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剧团和宣传队的任务却比其他部队更为艰巨，他们需要走比别人多一倍的路程。在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提前赶路，赶到队伍的前头。这意味着他们要更早地起床，更晚地休息，承受更多的疲劳和压力。而当部队休息时，演员们也不能停下脚步。他们需要折返回来，为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从队伍的最前端一直表演到最后端，确保每一个战士都能感受到文艺的力量和温暖。
不仅如此，剧团有时也会面临战斗的考验。尽管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较少，但他们并没有退缩。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乐器，手中紧握着扁担等棍棒，勇敢地投入战斗。王奶奶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时，就会感慨地说：“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虽然枪很少，但大家都毫不畏惧。我们背着乐器赶路，手中的扁担之类的棍棒就是我们的武器。虽然不是正规的武器，但我们依然用它们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
“那时候啊，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因为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要打开一条生路，而这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和其他部队成功会合。在那个时候，男女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打仗的时候，并不是说让女人留下来，男人去冲锋陷阵，而是所有人都一起并肩战斗。”当王奶奶回忆起那段过草地的日子时，她感慨地说道：“过草地真的是非常艰苦啊，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应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那片草地根本就没有路，敌人又多，而我们的人数却很少，所以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战斗。如果打得好，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但要是打得不好，那我们这些人恐怕就都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