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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丰与瑞明老师挥手作别，如飞鸟归巢回到单位D市政府机关。尚未将行李安放妥当，人事处就召唤他去，说是财务检查办接到举报，要他速速前往办公室说明情况，配合调查。紧接着，版权局的人又如饿虎扑食般守在那里，等着向他查证举报：言其侵犯他人版权。乍一看，初一听，少丰这是犯事了，恐怕要遭受严惩。孰料，这两个部门来人查证举报的竟是同一件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年初的时候，少丰在省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巴山将军传》的书籍。这本书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次正面歌颂了大巴山区崛起的百位将军。这些将军们从参加红军开始，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受了千锤百炼。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还是对印、对苏、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中，他们都屡立战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早已被各大报刊广泛报道，人们对他们也都耳熟能详。
少丰在撰写这本书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角度。他先着重描写将军们的主要特点，然后再依次展开他们的人物生平事迹，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些将军们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近百位将军中，有两位在红军时期牺牲的军师级指挥员。对于这两位牺牲的红军将领，少丰在文末署名为史志，意思是这些资料来源于地方史和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两篇署名文章，少丰遭到了举报者的攻击。举报者以这两篇文章为例，指责少丰抄袭，并侵占了他们的版权。不仅如此，举报者还认为，以建国后授衔为依据将军传，怎么把解放前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收录其中？他们算烈士，更不应与将军们同在书中，而且还公然定价来卖钱，这显然是以牟利为目的，是对将军和烈士的不尊重。因此，举报者要求对少丰进行严肃查处，要将他搞倒搞臭，以维护将军和烈士的名誉以及版权的合法性。
两个部门的官员在听完少丰叙述出版书籍的来龙去脉后，出版管理局的人认真比对原材料与书中文章内容，相差极大，完全是重新写作的新文章，根本不存在抄袭。所谓署名史志，更不是少丰的个人笔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无理取闹。而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若不早逝，建国后轻松授衔大将上将都没问题。他们与授衔的将军们同书，并无不可之处。举报者不仅以大字报的形式，将打印好的二百多份材料如雪花般发向了各个有关部门和单位，甚至还附上了领导的签字，要求出版局认真查处并向上和向社会公布。但出版局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和核实之后，却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这纯粹是一场无理取闹！
出版局决定对这起所谓的抄袭侵权案不予理睬，既没有向上级部门提交书面报告，也没有向社会公开所谓的侵权行为。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把举报者和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一同叫到了办公室。在那里，出版局的工作人员正面宣读了国家版权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让举报者和单位领导们再认真学习几遍。然后要求举报者对照自己举报的问题进行仔细核实，并如实写出具体抄袭的详细内容，以便能够对这起案件进行定性处理。
面对出版局如此严肃的态度和要求，举报者顿时感到有些心虚。经过一番学习和思考后，他们最终还是灰溜溜地离开了办公室，再也没有能够拿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材料来支持他们的举报。就这样，一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抄袭侵权案，在出版局的果断处理下，如同烟雾一般渐渐消散，最终化为了乌有。
但财务检查办的那位女官员却像是抓到了什么重案要案一般，对少丰穷追不舍，势必要将他搞倒搞臭。她不仅对办公室里的所有票据进行了彻查，甚至连少丰的出差住宿和坐车费用等细节都不放过。经过一番详尽的审查，女官员惊讶地发现，少丰并没有多支多领一分钱，更不存在任何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为。而且，关于出版图书的费用，都是由烟草公司、化肥厂、粮食局等单位按照书款的七折价，直接划款到出版印刷单位的，少丰根本没有从中收取过一分钱。
在这漫长的三个月里，女官员犹如一个侦探一般，对账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查。她询问了各种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甚至连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都记录下来。她的笔录已经积累了几十页之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她如此努力，却始终未能找到少丰牟利分文的证据。
最终，女官员无奈之下，只能以D市财务检查办公室的名义出具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内容空洞，措辞含糊，没有明确指出少丰存在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少丰在出书一事上事先没有报告，发行之后也没有及时汇报与上交财务报表。文件的结尾还特别强调，希望少丰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