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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三年三月廿一，淮安漕运码头的晨雾中，张恪盯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女海神号”的报关单，袖中算盘拨出异常数据：“申报棉纺品二十箱，实重却超三千斤，必有夹带。”他翻开《海关算盘核量则例》，发现英商利用“竹筹丈量误差”虚报货物重量，实际每船鸦片走私量达五百斤——这相当于直隶全省半年的漕粮折银。漕运码头上的红毛船看似寻常，却暗藏着帝国心腹之患，英商与宗室勾结的“天恩竹筹”丈量闹剧，正将白色瘟疫送入国门。
“大人，载龄大人的‘天恩竹筹’丈量队来了。”漕帮舵主王九叔压低声音。张恪望着船头插着的宗室黄旗，竹筹丈量队队长竟是载锡的家奴，所谓“核量”不过是用短三寸的竹筹象征性比划，便在报关单上盖下“天恩无误”的印信。当“女海神号”鸣笛离岸时，张恪注意到船舷水线比申报载重深一尺，那多出的舱位里，藏着即将侵蚀帝国的白色瘟疫。
同日，北京户部值房内，绵志用嘉庆朝铜尺丈量英商《对华贸易清单》：“道光十二年，洋布进口量增三成，白银外流五十万两，”算盘珠拨出刺眼的赤字，“而宗室庄园却用漕银私购洋表、呢绒。”他对照张恪密信中的漕运数据，发现“每百石漕粮虚增，竟可换购鸦片十箱”的暗黑换算公式。户部银库的夷货暗流中，宗室的贪欲与英商的野心狼狈为奸，将漕粮虚增的黑洞化作鸦片输入的通道。
“大人，载龄将‘旗民实业局’档案丢进了金水河。”书吏捧来半湿的《匠籍改业算盘录》，纸页上“松江布庄年缴商税千两”的记录被泡得模糊。绵志望着窗外宗人府的飞檐，突然想起嘉庆朝《数据治世训》中的警示：“夷货之害，甚于洪水；数据之蔽，甚于猛兽。”他将英商贸易数据藏入《八旗武备志》夹层，那里还夹着半片从漕船残骸中寻得的鸦片膏——那是张恪冒死送来的证物。
河南开封，黄河大堤，张恪以漕运主簿身份督修水利，却发现治河款被层层克扣。他用《水患算盘核量法》测算：“原定每丈河堤用土二十方，实得不足十二方，”算珠撞出“河堤决口概率增五成”的结论，“载龄将治河银换成了英国燧发枪。”黄河岸边的算盘救荒行动中，治河银的挪用与赈灾粮的掺假，暴露出宗室集团对民生的漠视，张恪命人在大堤立下木牌，以算珠数据为流民争取生存底线。
盐丁王九叔带着漕帮兄弟用算盘核计赈灾粮：“账面十万石，实到三万石，”他撕开粮袋，里面掺着半数沙土，“余下七万石，都进了宗室私仓。”张恪望着沿岸饿死的流民，突然想起嘉庆朝“以工代赈，数据核量”的旧制，命人在大堤上立下木牌，刻着每日用工量、取土数、发粮斤两——这些用算珠排列的数据，成了流民们唯一的希望凭证。
子夜，道光帝在圆明园召见绵志，案头摆着林则徐《查禁鸦片条陈》与载龄《夷商通商利国疏》。绵志展开《白银外流算盘图》：“自嘉庆二十五年至今，白银外流累计三百万两，”算珠列阵如溃堤之水，“若不禁绝鸦片，十年后国库将无银可用。”乾清宫的夷务密奏中，数据成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博弈的核心武器，而宗室与夷商的勾连密档，正成为道光帝决策的致命枷锁。
道光帝揉着太阳穴问：“嘉庆朝曾禁过鸦片？”绵志叩首：“先帝在时，令海关用算盘核计进出口重量，英商走私量较今少七成。自废除算筹核量，鸦片便如洪水猛兽。”他取出张恪密折，内附英商与宗室勾连的算盘流水：“载锡私设‘天恩鸦片栈’，用漕粮换鸦片，再以‘祥瑞贡物’名义送入王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