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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10点，香港证监会（SFC）投诉接待室的空调将温度维持在22℃，但陈默仍感到后背发凉。他坐在深棕色的木质长桌前，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目光聚焦在墙上的《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07条文本上，黑体字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冰冷。对面的黄律师推了推银框眼镜，镜片反光遮住了眼神，手里的钢笔在档案夹上敲出规律的声响。
“陈先生，根据条例，举证责任在原告。”黄律师的声音像机械齿轮般精准，“您需要证明大股东明知财报虚假仍进行交易，这涉及跨境调取银行流水、股权代持协议等核心证据。”
“我们有卫星图像、海关数据和关联交易记录。”林语晨将U盘插入投影仪，证据链以红色脉络投影在墙上，从上市公司账户延伸至13层离岸公司，“关联交易占比83%，五家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董事局秘书的丈夫、胞弟和大学室友——”
“这些属于间接证据。”黄律师打断道，滑动平板电脑调出统计图表，“近三年SFC受理的146起老千股投诉中，仅3宗立案，最终定罪率为零。”他用钢笔尖指着“胜诉率0.7%”的红色数字，“而且诉讼成本极高，按贵团队主张的700万港元索赔额计算，预付诉讼费需42万港元，相当于索赔金额的6%。”
陈默的手指停在投影画面的“富荣贸易”条目上，想起林语晨曾在凌晨三点调取的离岸公司注册记录：“我们是港股通投资者，难道连申请司法协助的资格都没有？”
“需通过内地证监会转介，”黄律师翻出《跨境证券执法合作备忘录》，纸页间掉出一张泛黄的剪报，“流程至少6个月，而根据《公司条例》第622条，大股东有权在停牌期间转移资产。”他指向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某艘白色游艇正缓缓驶离码头，“那艘‘量子号’游艇属于大股东堂弟，昨天刚完成所有权变更。”
林语晨突然开口：“2024年联交所修订的《上市规则》第13.49条要求披露关联交易细节——”
“但执行权在联交所上市科，”黄律师苦笑，“而联交所每年审核的主板公司超2000家，GEM板标的排队等候监管资源。”他的钢笔在“GEM板”三个字上画了个圈，“你们的标的属于老千股重灾区。”
午间的小股东联盟会议在旺角某栋旧写字楼的会议室举行，空调故障让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复印机的臭氧味。戴眼镜的散户站在投影前，手忙脚乱地插入U盘，屏幕上跳出他的交割单：“这是我卖深圳房子的钱，80万港元换了100万股，现在合股后只剩1万股，市值8000块。”他的手指划过交割单上的三次合股记录，“每次合股后股价就暴跌50%，根本不给补仓机会。”
“我更惨。”头发花白的老者翻开布满红叉的账本，纸页间掉出几张褪色的船票，“被‘向下炒’循环收割三次，150万本金只剩1500港元。香港证监会让我提交英文公证的交易记录，光手续费就花了12万，相当于本金的8%。”他推了推滑落的眼镜，镜片上倒映着屏幕上的亏损数字，“他们说这是国际惯例，可国际资本什么时候讲过惯例？”
陈默注意到墙角的年轻妈妈正低头擦拭眼泪，她怀里的婴儿正在哭闹。她攥着女儿的病历本，交割单边缘被泪水洇湿：“手术费还差20万，本来想在港股通赚点差价，没想到...”她的声音被婴儿的哭声打断，手指颤抖着指向交割单上的“合股除权”字样。
一位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突然开口：“我爸爸去年跳楼了，他买的股票合股后市值蒸发99%。”会议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叹息声，陈默看见林语晨别过脸去，手指快速在手机上记录着什么。
下午3点，陈默的手机震动，香港证监会的正式回复邮件标题为“投诉处理结果”。他深吸一口气，点开邮件，屏幕上的程序性驳回理由跃入眼帘：“经审查，投诉材料缺乏直接证据，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3条，不予受理。”
“什么是直接证据？”林语晨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难道要大股东亲自承认造假？”
黄律师调出2023年XX集团案的判决书：“散户提供了大股东与供应商的通话录音，法院仍认定为‘推测性证据’。”他指向邮件末尾的附件，“SFC建议通过民事索偿程序解决，但根据《高等法院条例》，需预缴索赔金额10%的担保金，即80万港元。”
陈默想起格劳克斯分析师的话，攥紧拳头，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看见年轻妈妈瘫坐在椅子上，病历本滑落在地，而戴眼镜的散户正在撕毁交割单，纸屑像雪花般落在他褪色的皮鞋上。
深夜，陆家嘴金融中心的量子防御实验室里，王野调出港股老千股数据库，蓝色光标在“退市率78%”的字段上闪烁：“过去五年，港股老千股从被投诉到退市平均耗时14个月，而处罚决定通常在退市后作出。”他的手指划过老张购买的“XX教育”条目，退市时股价0.001港元，“老张的账户可能连交易资格都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