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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武则天的故事尤其引人瞩目。公元690年，当她成功平息了徐敬业的叛乱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废黜自己的儿子唐睿宗，亲自登上了皇位，并改国号为“周”，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武周”。这个时刻不仅标志着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成为皇帝之后，武则天将洛阳选定为新的首都，赋予它“神都”的尊贵称号。她封睿宗为皇嗣，以确保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在她的治理下，洛阳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文化与艺术的璀璨中心，闪耀于东方大地。
作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武则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施政方针，共十二条。这些政策旨在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停止无谓的战争，提拔那些有才能却出身低微的官员，并且开放言路，接纳各方意见。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国家经济得到了显着的发展，人口登记册上的家庭数量从约380万户激增至650万户，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武则天在称“天后”时，即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建议。为确保这一方针的落实，朝廷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州县官员若能有效开垦田地、使百姓家中有余粮，则会受到奖赏；反之，如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则会受到惩罚。
掌权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延揽农学家编撰《兆人本业记》，并将此书颁发至各州县，作为地方官员指导农业生产的参考。面对均田制开始瓦解和民户逃亡现象增多的情况，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土地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显着进步。根据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口数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反映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通过轻徭薄赋与鼓励生产的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政权基础，还为唐朝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农业政策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
武则天以其驾驭臣子的能力着称，她鼓励人才自荐，并通过殿试和武举等方式选拔和快速晋升官吏，尽管有时会出现人员过多或晋升过快的问题，但对不称职的官员也会立即进行降职处理。她慧眼识才，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官员，如唐休璟、狄仁杰等人，这些官员多为非士族出身，这有助于扩大统治阶层的基础并削弱士族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稳固性。
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这些杰出人才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朝廷。他们不仅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还为帝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革措施。通过任用这些贤才，武则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和广泛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治理人才。她的统治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还开创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时代。
此外，在与高宗共同执政期间，武则天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这一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导致中唐以后出现了“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而获得五品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使得从前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消失，无论郑姓还是李姓，都难以辨别是旧士族还是新士族。通过这些改革，武则天成功地改变了唐代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公平性。
武则天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高度重视州县官员的清正与称职。她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人选，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州县，严格考核官吏的表现。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不论其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而对于清正廉明、正直不阿的臣僚，则给予高度器重和破格提拔。通过严格的吏治整顿和明确的赏罚制度，武则天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她不仅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还积极提拔贤才，这使得她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她的知人善任和果断决策，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用人机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武则天深刻理解纳谏的重要性，在其提出的谏言十二事中，“广开言路”和“杜绝谗言”占据了重要位置。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设立了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尽管武则天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在决策时果敢决断，但她对直言敢谏的臣民表现出极大的敬重。她不仅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这些言论有时显得尖锐或冒犯，她也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免予追究责任。因此，在她的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而获罪，直言不讳在朝廷中蔚然成风。这种开放的言论环境使得下情得以顺畅地上达，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