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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继续写道：“近来我的眼睛视物模糊不清，时常感到头晕眼花，而且心中惶恐不安，胆子都快被吓破了。真没想到我这一把年纪，竟然还会遭遇如此巨大的劫难。”
不仅如此，他还感慨万分地表示：“自从我来到天津处理这些事情以来，大大小小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是唯崇公所言是从。如今就连挚甫等人都纷纷指责我不应该盲目跟随他人的计策行事，以至于落得名声尽毁且无法挽救自身失败的下场。”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便已到了六月底。
此时的崇厚眼看着曾国藩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不但腹泻的老毛病依旧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而又增添了呕吐不止的症状，就连那令人苦恼不已的头昏毛病也是时不时地发作起来。
见此情形，崇厚深知事态严重，不敢有丝毫怠慢，赶忙向朝廷上书奏请，恳请再加派两位得力的要员前来天津协同办理此事。
很快，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加派而来的两名大员分别是在朝中为官的毛昶熙（字旭初）以及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小名雨生）。
彼时，曾国藩已然下达指令给各道府，迅速抓获了 11 名相关人员。而丁日昌甫一抵达天津，便断言称：“像这般重大案件，总计约莫需要缉捕四五十人之多，并分别处以斩首、绞刑以及充军流放等刑罚。”
唯有如此行事，方能让那些外国人坚信中国政府具备“镇压平民百姓的威严权势”，从而确保他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得以保障，进而避免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对抗清朝廷。
此后，曾国藩与丁日昌等人陆陆续续抓捕了八十余名涉案之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盲目地听从法国公使罗淑亚那毫无道理可言的要求，将罪犯王三、安三和武兰珍等人予以释放。
然而，此次教案事件当中，丰大业等人实则是在群情激愤的民众围攻之下，遭受众人你一拳我一脚的暴打，最终命丧黄泉。
面对数以千计的人群，想要精准地甄别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犯，又岂能存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呢？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采取严刑拷打的手段来逼迫嫌犯们吐露实情。
那些经受不住残酷刑法折磨的人，最终只能被迫含冤认罪。
就连曾国藩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如今虽已捉拿嫌犯八十余人，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坚决不肯吐露口供。经过审讯后，真正认罪且可依法判处死刑的不过仅有七八人而已，其余众人皆是既无口供亦无实证。倘若日后将这些人驱赶至刑场处决，实在是既无法向黎民百姓交代，更难以平息社会舆论的非议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