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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一副添丁进口的兴旺景象，眼见着又捞到了西班牙人旧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吕宋群岛，这在许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欧洲领导人心目中，感觉五味杂陈。
在欧洲外交场合大秀一把的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现如今声望正隆，被很多欧洲政坛人物奉为典范，其高超的战略视野和外交手腕为德国赢得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忙过俄奥《柏林条约》之后，德国首相俾斯麦蓦然回首，发现大唐帝国又有新的猎物纳入囊中，心中那股羡慕嫉妒油然而发。
他说道；
“当今世界，值得我本人推崇的杰出战略家渺渺无几，大唐帝国皇帝陛下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从他的身上，德国能够学到许多东西。”
话说的很含蓄，但不无捧杀之嫌，并且透露着浓浓的一股子酸味儿。
相比较德国人的含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身边宠臣的私密谈话，则透露出浓浓的敌对情绪。
他说道；
“我预感到，唐国将会像一股不可遏制的黄色洪流，不断凶猛的侵蚀白人世界。
他们毫无顾忌的抢夺、压榨、侵略，每一个身边的小国都瑟瑟发抖，担心成为下一个被征服的目标，这就是当前的现实。
可悲的是
没有人站出来阻止这一切，欧洲领导人只是把眼光盯在沙俄的身上，却忽略了东方人的巨大危害，这将是本世纪最大的战略误判。
可悲的是
也许有一天，这个东方人帝国有可能成为沙俄最大也是最凶狠的敌人，我们必须要为此做好准备。”
除了发泄愤怒之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心中还蕴含着浓浓的嫉妒和不甘。
这是因为在柏林合约谈判峰会上，唐国始终和英国站在一起，对沙俄毫无顾忌的全方位围堵，打压，甚至在东方问题上（新江）联手施压，让沙俄疯狂扩张殖民的脚步不得不停缓下来。
新仇旧怨叠加在一起，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口中著名的“黄祸论”由此而诞生，这可比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文中首次提到“黄祸论”更有影响力，也更具煽动性。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美洲出现，由于历史上匈奴、蒙古曾经西征欧洲，给西方带去了深重的灾难，所以他相信这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且不论亚历山大二世基于仇恨的言论，但有句话他是说对了；“这个东方人帝国有可能成为沙俄最大也是最凶狠的敌人。”
也许是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言论的影响，也许是对东方人的固执偏见，英国政坛著名的反对党领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勋爵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领导人对这个东方帝国的放纵，使其成长为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存在着严重失控的危险。”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勋爵是1868年至1874年的英国前首相，现任自由党魁，在伦敦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力非同凡响。
若历史没有改变
他将在1880年及以后时间里，不间隔的担任三届首相，成为在英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重磅政治人物，也是世界近代史重量级人物。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勋爵是典型的对唐鹰派人物，在首相任期内就想方设法屡次的遏制唐国发展，在关税、科技和人文领域各方面严重设限，从而导致英唐两国关系的大幅度退步。
若是他依然在英国首相任上，大唐帝国绝不会派出远征军前往欧洲，积极的配合英国外交讹诈，对沙俄进行全面围堵。
那样做，大唐帝国有什么好处呢？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勋爵在1878年7月11日的议会下院演讲中，将唐国形容成“一个始终躲在暗处，窥视我们院子不怀好意的邻居。”“具有东方人的狡诈和斯拉夫人的贪婪。”“基于信仰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不可靠盟友。”等等，充斥着强烈的敌对情绪。
大唐帝国也感受到了这股来自伦敦的寒潮，帝国外交部严正声明；
作为传承32年的亲密盟友，唐国一直在国际及美洲事务上与英国保持紧密沟通，为了维护双方共同的利益，不惜代价的付出。
任何抹黑和污蔑两国关系的言论，都是深怀恶意的挑唆，这不利于两国间长期稳定友好的亲密盟友关系，是必须要克服的杂音。
大唐欢迎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勋爵在合适的时候作为嘉宾，到访大唐，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深入城市乡间了解民众朴素的情感，对英国的深情厚谊，然后再作出结论云云。
大唐帝国确实不在乎德、俄等国的观感，但却不能不关注来自伦敦的不和谐声音，那毕竟是村长啊！
村民发几句牢骚就算了，领导说话怎么能置若罔闻？
大唐帝国官方声明充满了柔软身段，那里蕴含了浓浓不被理解的委屈，这是充满东方智慧的外交辞令，能够鲜明反映出当今世界力量分布特点。
大英帝国虽然失去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但是在人均收入和军事开支等各领域，依然远强于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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