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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衰败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而且是思想的和文化的。
儒家正统文化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政治上的争权夺利与频繁的战争，民众的流离失所与士大夫的朝不保夕，
这一切都为佛教的传播和佛教在组织上、教义上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也不仅仅是外来的佛教，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
北方魏国对一切宗教活动(包括佛教）持反对的态度，但事实上在民间乃至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信奉佛教，寺院、建塔、译经等活动从未中止，洛阳城外便有不少的寺院，城内的白马寺也依然香火鼎盛。
“初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
而偏安江东的孙吴政权对于佛教比较支持，着名僧人支谦与康僧会等均在此地受到礼遇并都有所作为，集中表现在译经和佛教音乐方面。
支谦在孙吴期间共译经数十部，其中《大明度无极经》和《维摩诘经》最为重要。
《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支谦在改译过程中一是将“原译的晦涩诘诎处“改得通畅可读，二是将原来的“胡语音译“改为意译。
在中国佛教译经史的所谓“质朴“与“文丽“二派中，支谦属于后者，东晋支敏度赞扬他说：“才学深澈，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
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尽管支谦的译经被后人(如鸠摩罗什、僧肇等）指责为“理滞于文“、失于忠信，
但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实际上代表了外来的佛教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佛教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汉地老百姓、汉地士大夫、乃至汉地统治者的口味。
这是一种双向的文化亲和或说文化认同，由此佛教逐步中国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支谦所译《维摩诘经》并非随意的选择，此经与《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玩世不恭、蔑视世俗观念是其特色。
“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盘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