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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到底是亲儿子，嘉靖虽然没给朱载坖银子，但是给朱载坖的都是内府好钱，虽说不能按照700文换一两的官价兑换银子，但是至少是民间乐于接受的好钱，要是让户部给朱载坖弄一堆恶钱，那才真是天坑。
朱载坖和一众讲官看着这些铜钱，不由得无奈感叹道：“两宋铸钱，获利颇丰，以资国用，百姓亦便，本朝不如也！”
几位讲官也不得不感叹，北宋的铸钱是大明望尘莫及的，仅北宋在江西，真宗初年以饶、池、江、建四州钱监为主体的钱监格局形成，到仁宗时期，进一步形成饶、池、江、 建、韶五州钱监格局，英宗时期基本维持此格局。而这四州钱监，每岁铸钱就达一百五十万贯，远远超过大明。
元丰三年，共设有17个铜钱监，岁铸铜铸币506万贯。元丰三年之后北宋仍有增设钱监。宋神宗元丰四年二月十四日，在秦州增设钱监。元丰六年三月，又在徐州增置宝丰监，岁铸四十万贯。元丰六年五月三日于梧州置监，岁铸十五万贯。
而每年仅铸币一项，大宋就收入一百余万贯，而大明自断财路，到现在嘉靖准备整顿钱法，现在当然是千难万难了。
李春芳说道：“金陵所用钱，皆开元也。薄小而贱，岂真古开元所铸乎。当事者骤禁之，每至激变”
李春芳的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留都地区民间私铸之钱大概多为唐宋时期的古钱之类，朝廷私铸禁令难以执行。而且一旦骤革之，总会激起地方民变。事实上，地方官员大多心中清楚，私铸不可骤然革除，否则地方上的情况更糟糕。
私铸在明代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不是少数人铤而走险的事情。从事私铸活动的不唯民间小民百姓，宗藩、戚碗势要之家亦参与私铸和私钱贩卖。杨士聪就曾记载崇祯皇帝田妃之父自宁波回，载钱十三船至京贩卖，可获四五倍之利，折银以万计。
朝廷虽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但是却根本无法执行，官铸制钱滥恶不堪，给民间私铸树立了示范效应。明代前期制钱铸造精少，私铸现象明显较为少见。嘉靖以后，制钱质量滥恶至极。
徐阶也曾经上疏向嘉靖说明现在钱法之弊，明确地指出由于私铸引起钱法不通的根源却是在于宝源局鼓铸制钱不合规制。本来最为精好的三种制钱是分别铸造于宝源局、南京和云南的金背、火漆和镟边。
后来由于科道这帮疯狗乱提意见，革除车镟一道工序，只保留了铸、锉二匠。而且工匠还经常盗窃铜料，致使制钱铜量大大降低。民间因此将宝源局铸造的这种粗糙制钱戏称为“一条棍”。与私铸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私铸乘势而起。
民间百姓因为难以辨别究竟是制钱还是私钱，拒绝使用宝源局所铸的这种制钱。终于连带着金背等精好制钱也一并摒弃不用。在这种情势下，有些别有用心的奸徒乘机兴风作浪，民间甚至出现了“闭门罢市、买卖不通”的严峻局面。为保证商业贸易正常开展，官府只得放宽私铸禁令，允许私钱与制钱一并流通使用，如此钱法才得以复通。
正是因为官局铸钱偷工，给匠人提供了减料的空间和机会。掺杂了大量的 铅、锡，制钱滥恶无比。民间社会对待制钱的态度是“朝入手而暮废弃”。因为官钱不精好，私铸得以掺和。
事实上，嘉靖年间的许多制钱根本就不是铸造的，而是直接剪裁或捶打而成的。滥恶己极，不出现私铸日盛，钱不流通的局面才是咄咄怪事！
嘉靖本意是通过整顿钱法来增加国家税收，但是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嘉靖的整顿钱法反而更加加剧了大明钱法的混乱。由于制钱滥恶，在铜钱体系中就出现了一个制钱与私铸形成相互恶性循环的怪圈。
同时官铸制钱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市场和民间中下层对铜钱的大量需求。 私铸存在广阔市场。明代自洪武时期开始制钱铸造就为铜料缺乏所困扰。成化以后，随着私铸盛行，国家铸钱铜料益发不足。
但是大明真的没有铜料嘛？朱载坖就这个问题求证于李春芳，李春芳笑着说道：“其实殿下不必问我，伯玉兄家中就经营着铜铁贸易，殿下可以问问。”
朱载坖于是叫来汪道昆问此事，没想到汪道昆给朱载坖的答案令诸位讲官和朱载坖都大吃一惊，汪道昆说道：“官买 则不足，私贩则有余。”
这下轮到朱载坖和一众讲官们目瞪口呆了，高拱问道：“伯玉，此话何意啊？”
汪道昆向他们解释了此中关窍，原来所需铜料多由南都北运而致，南都之铜则又主要来自西南地区。西南之铜进入腹地有两条途径 一条是走永宁，出荆江者十八九一条是走辰、沉出洞庭者百一二。经这两条商道运输出来的铜最终聚点是芜湖，芜湖成为“总摄咽喉”铜价也随之倍增。
汪道昆说道：“芜湖关，控扼大江。实为陪都门户。私铸奸豪盘聚其处，每铜商船至，则群拥邀截。高价强买，佯作楼铅，点造黄铜器玩。而实则转输深僻之处，竞铸私钱。”
汪道昆算是把话说明白了，所谓什么大明缺铜，只是官府缺铜，而不是真的缺铜，运铜商船甫至芜湖关，立刻出现群拥截铜场面。群聚于此等候的各地铜商将来自西南之铜邀劫高价买走，以致南都之铜日少。
说白了，官局出现的铸币铜料不足，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大量的铜被商贾垄断，以致于国家手中控制的铜量反而极少。铜料匮乏，国家铸局难以正常运作和维持，官铜必不胜私铜，抑且官铸必不胜私铸，所以汪道昆总结此事道：“国家即使再三重申私铸禁令亦属枉然，如此则禁铸何益？”
